在组织部下设训练组、救护组、救济组、里弄组、工务组、联络组和内地工作组。训练组负责训练各种战时常识人员，还在霞飞路100号开设了干部训练班、民众训练班、专门训练班和救亡工作人员训练班等。救护组主要负责募集医疗用品和钱物，并成立救护队赴前线工作。救济组的主要工作是募集钱款以供抗日救亡工作用。里弄组负责组织里弄居民的抗日救亡活动，如：成立里弄互助会、组织里弄居民缝制棉背心等等。工务组是关于救济失业工人以及介绍失业工人就业的组织。联络组负责与其他的救亡团体联络并向每一团体派干事两名，如：学术界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团队；艺术界的戏剧、电影、歌咏等团队，以及其它一般救亡团队、战时服务团等等。内地工作组负责介绍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下的团体去内地工作，给以证明，并保持与内地的联系。

宣传部下设《救亡日报》编辑委员会和国际宣传委员会，还附有演讲、播音、出版、宣传股。《救亡日报》编辑委员会主要负责出版会刊《救亡日报》。国际宣传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编写宣言，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演讲股主要去各社团及学校等约请演讲师作政治、经济、军事常识以及其它有关抗战问题的演讲。播音股专门负责邀请名家作救亡播音或请戏剧电影艺术家作歌唱播音。出版股负责出版街头壁报以及部分丛书，如：艾芜的《光荣的死》、赵景深的《上海大战》、金人的《谋反》等。宣传股则去各里弄、难民收容所等做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3、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之初，只吸收个人会员。会员中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化界的所有知名人士，如：宋庆龄、蔡元培、厉麟似、胡适等。在“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文化界的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并纷纷加入了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于是，该会逐渐成为个人会员与团体会员兼有、并以各团体为基本活动单位的联合体。据该会组织部的统计，截止至1937年8月27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共有团体会员73个，个人会员251人”。此后，个人会员不断增加，但由于协会的活动主要由下属团体组织，故为方便管理和开展活动起见，该会决定请个人会员分别参加到已成立的各团体中。在这一步工作完成之后，组织部于同年9月份又对团体会员的数目进行了统计：“已登记的团体会员有四十九个，未登记的有二十七个，总计七十六个。在未登记的团体会员中，出发到内地去和解体的有十七个，保持联系的仅有九个。这七十六个团体，大多数是文化性的”，例如：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上海市青年作家救亡宣传团、国民歌咏救亡协会等等。

1937年7月28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正式宣告成立。该协会在抗战中积极组织和领导上海文化界人士和上海人民为揭露日本罪行、奋起抗敌而努力。直至11月上海沦陷后，该协会也随之解散。该协会的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挥自身特长，在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起到了主力军作用。

（二）主动进行国际宣传，扩大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三）发挥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作用。

（四）积极开展清除汉奸的宣传活动。

（五）该协会倡导的先进抗战文化影响和激励了后人。

救亡协会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当时抗日救亡团体中最具影响的组织。虽然该协会只存在了短短的三个多月，但是在组织文化人为抗日救亡运动作贡献，利用文化人的思想影响普通民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一些有知识、有见解、有号召力的文化界人士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抗战宣传，能起到更广泛地发动民众投入抗日救亡的作用，这是其它抗日救亡团体所不能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