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最初在埃及的发掘十分野蛮、粗暴，往往比公开的掠夺好不了多少，出土的文物被随意贩卖，流失国外。例如，一个名叫德罗韦蒂（1775—1852年）的法籍意大利古物收藏家，1829年以前曾担任过法国驻埃及领事，利用其领事身份在埃及各地搜集和贩卖大批珍贵文物，先后三次以高价分别卖给了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这些劫掠性的出土文物，后来构成了都灵埃及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和柏林博物馆陈列品的主要部分。至于其他欧洲国家驻埃及的外交官中，披着领事外衣从事盗掘埃及文物者，也大有人在。如英国驻埃及总领事萨尔特（1780—1827年），同样热衷于此事。从1816年起，萨尔特雇用意大利人贝尔佐尼（1778—1823年）为他搜集、发掘古物。贝尔佐尼在埃及发掘的手段实在野蛮，竟使用攻城槌开路，闯入各埃及古墓，并说他“每迈出一步，都踩碎一个木乃伊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干沙保存了数千年的古物，顷刻之间就被轻率地毁坏了。尤为不幸的是，有许多古物无可挽救地毁灭了。贝尔佐尼在埃及的发掘，实际上就是明目张胆的盗墓行径。

但以德国的列普修斯（1810—1884年）为首的一批严肃的埃及学家，他们的目的是将考古作为了解古代埃及历史的手段，而不是为了尽快弄到值钱的古物。1842—1845年，列普修斯得到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赞助，率领普鲁士考察团赴埃及、努比亚调查各种古迹，发掘埃及古王国时期（包括第3—6王朝，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的平顶斜坡墓130座之多，这是在他之前的考古学家们所忽略的古迹。列普修斯最先测量过埃及的王陵谷地，大量搜集神庙浮雕和铭文拓本，并获得古埃及纸草纸文件和其他古物。此次考察的成果，展现于1849—1859年间问世的12卷本《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古物志》。这是最早介绍埃及古迹的详实可靠的著作，至今仍有其重要考古价值。1865年，他就任柏林博物馆埃及馆馆长。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根据公元前3世纪曼涅托的《埃及史》王朝体系，将古代埃及的历史划分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大时期，这一分期法至今仍为埃及学界所使用。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学者研究埃及学主要是搜集材料，大量记录并临摹铭刻、浮雕与绘画，其中著名的人物除上述德国的列普修斯外，还有一位英国学者威尔金森（1797—1875年）。1821年，威尔金森赴埃及考察，在底比斯发掘了10余年，埃及的每一处重要遗址都留下了这位临摹专家的足迹。威尔金森著有3卷本的《古埃及人风俗习惯》，这是他费时12年撰述的一部权威性埃及学著作，于1837—1841年间相继出版。这部著作附有文献复本和出色的插图，内容涉及到古埃及人的私人生活、政治、艺术、宗教等方面，描写了法老时代埃及农民的日常生活，是首部以古代埃及民间生活为主题的著作。威尔金森对英国早期埃及学的贡献甚大，被誉为英国埃及学的奠基人。

埃及学开创初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法国学者马里埃特（1821—1881年）。1849年，马里埃特任职于卢浮宫博物馆埃及部，并于1850年被派往埃及收集科普特文稿（公元3世纪时埃及基督教徒所使用的文字）。他目睹埃及文物惨遭劫掠，感到这样任意掠夺会使许多珍贵文物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决心尽快采取保护措施，改变埃及文物岌岌可危的前途。至于收集科普特文稿的使命，早就被他丢置于脑后了。1850年的一次偶然机会，马里埃特在孟菲斯古都附近发现埋在沙中的狮身人面像，便立即招来工人进行发掘。两年后出土了141座狮身人面像列队的大道和萨拉匹斯神庙，庙中有64具阿匹斯神牛的木乃伊，并有大批注明日期的铭文，因而具有编年史价值。这一重大的发现，从此改变了马里埃特后半生的命运，使他由一个以前默默无闻的普通博物馆馆员一跃而成为享誉国际的学者，从此他与埃及考古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埃及发掘4年后，马里埃特回国就任卢浮宫博物馆馆长。1858年，他受埃及政府聘请，前往出任新成立的埃及文物局局长。任职期间，他主持制定了埃及文物保护条令，制止随意发掘、搜集和贩卖出土文物。在埃及政府的支持下，初步制止了对埃及境内古墓和寺庙的大规模掠夺，使乱盗乱贩文物之风得以控制。1863年，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接受了马里埃特的建议，在开罗附近的布拉格建立了近东地区的第一所国家博物馆，成为今天埃及开罗博物馆的前身，这是马里埃特在埃及考古学上的最大成就之一。今天的开罗博物馆，拥有10万件以上的藏品，为世界之冠，马里埃特的贡献，功不可没。1881年，马里埃特在开罗病逝，葬于开罗博物馆门前的花园中，这位杰出的法国埃及学家从此就长眠在他为之献身的埃及国土上。

到了19世纪80年代，埃及学已走出了早期的野蛮发掘的误区，逐渐朝着有计划的科勘察、抢救与保护文物的方向发展，埃及学的新纪元初露曙光。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在埃及学研究规模较大的德国、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先后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埃及学家，他们在考古发掘、历史和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埃及学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20世纪初，在德国东方学会名义下，由博查德率领的德国考古队赴埃及进行一系列的调查与发掘活动。1912—1914年，他对埃及的阿玛尔那古代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1912年12月，博查德在清理古代雕塑家图特摩斯住宅里的专门作坊时，发现了著名的涅菲尔提提（古埃及第18王朝法老埃赫那吞的王后）石灰岩胸像（现藏于柏林博物馆）。

20世纪初，对埃及考古学贡献最大的是英国埃及学家卡特。1922年11月，卡特在底比斯附近的王陵谷发现了埃及第18王朝法老图坦卡蒙的秘密陵墓，是当时埃及唯一未遭破坏、盗劫的王陵。在这个秘密陵墓的4间墓室里，发现有图坦卡蒙本人的木乃伊和大批精致的随葬物品：镶金的大小箱柜，雕镂精美的金床和靠椅，镶有宝石并包金的木制狮腿宝座，精致的雕像和壁画，包金战车，大小共3000余件。图坦卡蒙本人的木乃伊置于三重棺内，最内棺用纯金打制，次二层为贴金木椁，木乃伊的头部和肩部盖着一具面具，由镶嵌着天青石和绿松石的黄金制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及的一切发掘活动都被迫停止了。

二战后，欧美各国在埃及的发掘活动逐渐得到恢复。大规模的国际协作对古代遗址进行拯救性的迁移和发掘，是战后埃及学发展的特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60年代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拯救努比亚遗址国际行动”。由于修建阿斯旺大坝，洪水将淹没位于埃及和苏丹之间的一大片地区，（这一地区自古称为努比亚），直接威胁到沿岸的许多古代遗址，其中包括最著名的阿布辛拜勒神庙和菲莱神庙。于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埃及政府共同制定了一项使神庙遗址免遭淹没的庞大计划，由51个国家出资、22个国家派出工程师、考古学家和科学家参加了一场国际考古大会战。

20世纪80年代，现代科学技术开始被引进和运用到埃及学的研究中。1986年8月，法国建筑师多尔米庸和古瓦丹在胡夫大金字塔的王后走廊里，采用小孔探针技术，以寻觅胡夫隐秘的墓室。他们在王后走廊的西墙上钻了3个小孔，伸进装有袖珍照相机的内窥镜，拍摄墙壁后面的景象，结果发现里面堆满着晶莹的沙子。探测工作虽然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已为埃及学的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门径。借用现代科学技术，考古学家可以进一步了解古埃及人的建筑设计。

20世纪90年代，埃及考古工作已不只局限于田野发掘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水下潜水考古领域。位于尼罗河三角洲最西边河口上的亚历山大里亚，是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32—30年）统治时期的繁华国际大都市。公元前5世纪中叶，亚历山大海港内的王宫和建筑物毁于一系列的地震，沉没到东部海港水下。为了确定托勒密王宫遗址的位置，设在巴黎的欧洲海底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水下考古部合作，从1992年起，开始绘制沉没在东部海港水下遗迹的地图。考古学家采用先进科学技术，通过GPS（地球测定系统）接收器，在探测出托勒密王宫的大体轮廓后，将所取得的数据合在一起绘制成地图，到1997年时亚历山大东部海港地图基本绘制完毕。专家们确信已经掌握了托勒密王室区的准确位置，并完全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所著《地理学》中的描写相吻合。

一般认为，古埃及人在神庙、陵墓（包括金字塔）墙上和棺掉上刻写图画、文字，是出于他们的“来世”观念，他们在陵墓内大量绘饰详尽地表现墓主现世生活场景的壁画、浮雕，以便死者亡灵在来世继续照此享受。因此，他们在神庙、陵墓、棺撑、纸草纸、雕像和其他物体上留下的反映他们宗教信念、艺术、风俗的文字和实物材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在古希腊、古罗马埃及游记中，希罗多德的记述最为详尽。但是，研究者们常以极其谨慎的态度对待这类史料，因为这些游记的作者大多是在古埃及处于衰落时期访问那里的，他们不懂当地语言，只能转逮身份低微的下层祭司和一般民众谈到的内容，其真实程度和准确性无疑是打了折扣的。

在这方面，研究者对古巴比伦、亚述文献所记载的有关内容很感兴趣。这些史料文献了就其性质来说，又可分为王室文献、私人文献两类。鉴于古埃及法老国王在埃及历史及文明的特殊意义，埃及学研究者（尤其是古代埃及史研究者）特别重视那些记载有法老的名号、统治年代重大事件的古埃及“王室文献”和“私人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有：

1、巴勒莫石碑。这块石碑的铭文记载着第一王朝前和王朝初期统治埃及的诸法老王的名字。整块石碑按朝代分为若干行，每个朝代又按年份分为若干格，每个方格里记录有当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战争、王室盛典、宗教节白、人口统计、神庙及城市兴建、向海外派遣船队等。该石碑记录的最后一个法老是第五王朝的纳弗示伊尔卡拉。石碑已破损，目前共找到六块残片，其中最大一也是最重要的一块，现存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城博物馆，因而得名。开罗的埃及国家博物馆藏有四块较小的残片，第六块残片为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所购得，现藏伦敦大学博物馆。

2、都灵纸草书。用僧侣文字，一种比象形文字略简单的古埃及文字写成于第十九王朝拉美西斯二世年代。由意大利旅行家德罗韦蒂从文物盗窃者手中买下，后辗转卖给意大利都灵博物馆。整卷纸草书已支离破碎，只残留下的其中五十余片，但它仍是埃及学研究领域最珍贵的文献。许多著名学者对它进行长期研究。.都灵纸草书经过意大利考古学家法里纳的拼缀、排列，以及加德纳、切尔内等人的勘订、补正，曾几度公开发表。它从王朝以前时期统治埃及的诸神开始，追溯了有关神祗、半神祗及法老王统治的传说。这卷纸草书强调了米那国王第一王朝创建者的地位，提供了早期六个王朝的五十二位法老王的名字及第十二王朝的七位法老王的名字。都灵纸草书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将诸法老王按年代列出顺序，并记载了每位法老王统治期限的具体年、月、日。

3、马涅托编年史。马涅托是一位埃及祭司，他用希腊文写成埃及史三卷本，附有诸法老王年表。这部编年史的原文已毁于亚历山大大火，流传下来的只是一部分古代史学家抄录引述的片断。马涅托将古埃及史划分为三十一个王朝，自米那王始，至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埃及止，并记载了每个王朝的发祥地名。一般推断这部已散失的编年史并不属于古埃及文献之列，因为它的作者生活在公元前280年托勒密二世王朝年间，它所依赖的原始材料的真伪尚有疑点。但是，马涅托编年史对诸王朝的划分基本上是正确的，自从它问世以来，这一划分法沿用至今，还未有更科学的划分法取而代之。

4、萨卡拉碑铭。1861年发现于孟菲斯城一座王室文书的墓葬，现藏埃及国家博物馆。这块石碑的铭文记录了五十七位法老的名字，自第一王朝的第六位法老阿德吉伊卜始，至第十九王朝的第三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止。

5、阿拜多斯碑铭。绘刻在阿拜多斯地方的西提一世神庙柱廊的墙上。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西提一世与拉美西斯二世向自米那王以来至西提一世为止的七十位法老王奉献祭品。它的铭文遗漏了阿赫那顿、图坦卡蒙、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等重要人物的名字。

6、卡纳克碑铭。镌刻在上埃及卢克索卡纳克神庙；群吐特摩斯三世神庙庆典大殿旁的一间小屋内，1844年由法国学者德阿灼运往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碑铭刻有六十一位国王的名字。它的史料价值低于阿拜多斯碑铭，因为它所依据的大多的是传说，而不是已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且遗漏甚多。

除上述古埃及文献外，学者们感兴趣的还有其他一些非埃及文献。这些文献大多数是古代学者、古希腊、罗马旅行家的著作。如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米利都人赫卡塔伊阿斯的游记。他于公元前六世纪访问埃及，引录了从祭司们那里得来的丰富史料。又如希罗多德，他于大约公元前448年至前445年游历埃及，足迹一直深入到第一瀑布。他在九卷本《历史》一书的第二卷中描述了埃及的地理概貌，记载了一些历史事件和法老王的活动。应当指出的是，希罗多德著作中关于埃及的部分有许多不实之处，研-究者推断，这可能是由于作者将陪同他游历的向导所介绍的，内容一概抄录记载，而没有将这些材料的真伪加以缤密考证的缘故。

在非埃及文献中，值得一提的还有西西里人狄尤多尔写的《通史》。作者约于公元前59年到过埃及，埃及史列入了他的《通史》第一卷。他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是赫卡塔伊阿斯、希罗多德等前人的著作，对古埃及的宗教信仰、埃及对古巴比伦和古希腊的征伐、埃及的土地和尼罗河等作了具体描述。尽管作者的记述不无选离真实之处，但这部著作对于了解公元前四、五两个世纪的历史仍然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书中关于法老们的传记、行政管理、法律、古埃及文明的某些现象，如丧葬仪式、教育等内容，都极具史料价值。还有一位史学家司特拉卜，居住在亚历山大城，曾于公元前25年至24年到过第一瀑布，他在其著作《地理》中记述了埃及的情况，描述了尼罗河、亚历山大及其以东地域，特别从地理角度对三角洲地区进行了详尽的考察，这部著作在某些史实的记述上失之草率，但为后人提供了关于古埃及人耕耘、营建、宗教活动等方面的详细而重要的材料。罗马史学家普罗塔什也曾于公元120年到过埃及。许多研究者认为，从史料考证的角度看，普罗塔升是最可信赖的史学家之一。一位埃及历史学家曾估计，“迄今为止，各考古队所发掘的文物只占埃及大地所蕴藏的文物宝库的三分之一略强。”就以已发掘出来的史料而言，研究工作还只涉及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古埃及，这座被无数奥秘环绕着的迷宫，还有待后人去探索、揭示。埃及学研究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随着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掌握军权，埃及成为法国挑战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重要棋子。1822年，商博良给达希（Dacier）的一封信中讲述了他对埃及象形文字中字母的研究结果。此后的埃及学界把该年视为埃及学的诞生年。

在埃及学领域，法语起初是当之无愧的工作语言。“埃及学家”一词（Égyptologue）首次出现于1827年，商博良是年在卢浮宫主持埃及分馆的工作。“埃及学”（Égyptologie）这一术语出现在1850年。在英国，一直到1856年才有人借用法语创造了埃及学家（Egyptologist）一词，而埃及学（Egyptology）一词则到了1859年才开始使用。

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英国在其他方面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从1800年至1850年的半个世纪里，英国人出版了至少100多部有关埃 及的游记，数量几乎是法国的一倍。不仅如此，英国人甚至考虑派遣考古队到埃及进行发掘。直到1880年一位埃及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来到之后，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才算走上正轨，他就是第一个用严谨科学方法在埃及进行发掘的英国学者皮特里（1853—1942年）。1880年11月，皮特里前往埃及，着手勘察并发掘基泽大金字塔，从此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

皮特里对埃及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对埃及王朝时期和前王朝时期（即埃及考古学上的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500—前310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皮特里著述宏富，在他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中，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本发掘成果的书，他撰写的考古发掘报告、著作、论文和评论大约有1000种。

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学家格里菲斯（1862—1934年）、瑞士埃及学家纳维尔（1844—1926年）也都在埃及从事过发掘工作。当埃及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得以明显改进、新的发掘成果不断涌现之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并取得很大成就。在这一领域，英国的伯奇（1813—1885年）是继商博良之后的第一位不知疲倦的象形文字文献编定者和翻译者。他的简明而珍贵的著作《象形文字字典》于1867年问世，这部辞书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价值。

1837年，德国埃及学家莱普修斯（1810—1884）发表了《关于圣书体文字字母致罗塞利教授的一封信》，对商博良的解读进行了审慎而透彻地检验，证实了商博良的解读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接下来，国际埃及学的领先地位也悄然发生了变化，由法国迅速向德国转移。

莱普修斯青年时代曾求学于德国莱比锡大学、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1842年，他受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派遣，率领考察团赴埃及考察。考察团在埃及进行了为期四年的考察，出版了12卷本的《埃及和埃塞额比亚的古迹》。该著作是第一次准确描摹古埃及遗址铭文的大部头出版物，直到今天仍被埃及学者广泛使用，成为研究埃及学的最基本的著作。美国学者汤普森指出，莱普修斯“结束了这种脱缰似的离奇幻想，科学地勘测了这个领域，从而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使后人能够在这个地基上进行建设”。尤其是莱普修斯领导的埃及考察，奠定了德国埃及学者在埃及考古发掘的基础，因此莱普修斯被誉为“德国埃及学的真正鼻祖”。

继莱普修斯之后，布鲁格施（1827一1894）对德国早期埃及学的发展也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是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语法研究方面的先驱，相继出版了《科普特语语法》和《圣书体文字及世俗体文字词典》。

杜梅辛（1833一1894）在摹拓古迹方面也贡献显著。1862年始，他多次赴埃及、努比亚参观考察，复制铭文，整理出版了《古埃及纪念碑地理铭文》、《古埃及纪念碑历史铭文》、《阿布辛拜勒岩庙及其图像作品和铭文》。莱普修斯、布鲁格施、杜梅辛等早期德国埃及学者的努力，使埃及学在德国生根发芽，尤其是德国学者考察埃及后整理出版的铭文集，为德国埃及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奠定了德国埃及学研究的基础。

美国的埃及学研究起步虽晚，但从20世纪初以来，发展十分迅速，越来越多的美国埃及学家直接参与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赖斯纳就是他们当中最为杰出的一位。赖斯纳在埃及吉萨地区从事考古工作达40年之久，重视对发掘和记录系统的处理方法。1926年12月，他发现了埃及第4王朝（约公元前2613—2494年）法老胡夫之母希泰费雷斯王后的陵墓，为研究古埃及文化丧葬习俗的演变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夏鼐先生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资格后于1935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留学期间，他于1937年末参与了埃及艾尔曼特遗址和巴勒斯坦杜瓦尔遗址的发掘，并有幸见到已退休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教授（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埃及学系的创始人），当面受到这位考古学大师的教诲。夏鼐在伦敦大学攻读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时师从格兰维尔教授，还在英国著名埃及学家伽丁纳尔教授指导下，系统学习并掌握了埃及象形文字，成为中国识读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位学者。他将古埃及语言文字与中国语言文字作比较，于1938年写成《一个古埃及短语在汉语中的对应例子》一文发表在《埃及考古学杂志》上。

夏鼐在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后，于1940年夏赴埃及，在开罗博物馆对古埃及的石珠做了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在此期间，他与在开罗博物馆工作的一些国际知名埃及学家多有交往，并曾为英国埃及学家鲍姆伽特撰写的《史前埃及文化》一书提供了部分资料。伦敦大学学院的埃及学博物馆里至今仍保存着夏鼐当年亲手抄制的近 2000张卡片。这些卡片把该博物馆藏品里的 1760 枚珠子按行制、颜色、材料、文饰、出土地点、所属年代和用途一一登记抄制而成，足见夏鼐当年做学问的勤奋精神和扎实功底。1941年，夏鼐在伦敦大学获得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因战争关系延至1946年正式授予），其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珠子》长达433页，把古埃及的珠子按年代从史前到希腊、罗马时期分为9大段，对各类珠子的分类井井有条，应用起来十分方便。这篇博士论文对材料的分析精辟透彻，显示了夏鼐对埃及学研究的深厚功力。1941年回国后，夏鼐将国外所学埃及考古学知识应用于中国的考古学工作。解放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先生对中国考古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国内外考古学界普遍的重视，使他成为享有崇高声誉的国际知名学者。同时，他仍一直关注国外埃及学的研究情况，并随时将这些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

1978年秋，林志纯教授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联络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通辽师范学院（现内蒙古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一些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座谈会，筹商包括埃及学、亚述学等空白学科在我国的建设问题。

自 1979 年中国世界研究会成立以来，国内在埃及学研究方面不断涌现出新的成果。这些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国内的一些重要学术刊物和部分高校的学报上，特别是我国史学的三大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和《史学理论研究》陆续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埃及学论文。主要有刘文鹏的《古代埃及的早期国家及其统一》（《世界历史》，1985 年第 1 期）、《古埃及的早期城市国家》（《历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埃及学的诞生、发展与现代的研究》（《世界历史》，1994年第 1 期）、《古代埃及的年代学与历史分期》（《世界历史》，1996 年第 2 期），刘文鹏、令狐若明的《论古埃及的特性》（《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 1 期）等。自 1979 年以来，国内有关埃及学的著作也相继问世：《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册）于 1979～1981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国三十年来第一部较全面的上古史研究著作，有自己的独立体系，根据大量材料写成。”

法国学者商博良于1822年破译古埃及文字成功，带来了埃及学这一新学科的诞生。从此，古代埃及文明不再神秘，人们可以通过解读古代埃及人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科学地进行研究。一些曾在欧洲留学、具有爱国热情的本土埃及知识分子也受到鼓舞。其中一位名叫里法阿·艾尔·塔哈塔维的埃及人被深深地触动。他思考埃及学这样一门研究古代埃及文明的学问，如何在埃及本土也能生根发芽，让自己的埃及同胞们也能了解他们的先辈们创造的曾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瑰宝。他决定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动实现这一美好愿望。

塔哈塔维1801年出生于埃及苏哈格—个名叫塔哈塔的小镇，1826年，塔哈塔维等人被阿里政府派往法国留学。5年后，塔哈塔维学成归国，他在翻译、教育、新闻、埃及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为了将西方大量的军事和科技成就引进到埃及，1835年，阿里政府下令创办语言学校，培养自己的翻译人员，并任命塔哈塔维为该语言学校校长。

为了让自己的本土同胞系统地掌握埃及学知识，塔哈塔维想创办一个专门的机构，向本土同胞们传授埃及学。1869年，在塔哈塔维的大力呼吁下，埃及政府创办了古埃及语学校，聘请德国著名埃及学家海因利希·布鲁格施向埃及人讲授古埃及语，以发展埃及学。古埃及语学校首次录取了10名埃及学生。

1881年1月，法国埃及学家加斯顿.马斯佩罗继任了埃及古物局局长这一职位。当时的国际局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英国于是在1882年武装占领了埃及。虽然埃及古物局仍由法国人掌控，但是，由于英、法之间的竞争与牵制，加之新继任者马斯佩罗本人心胸比较开阔，本土埃及学进一步发展的国内环境有所改善。

1952年，以纳赛尔为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二三革命”，成立了埃及共和国。埃及从此摆脱了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本土埃及学的发展也迈出了关键一步。本土埃及学的研究日趋独立化，并取得了蓬勃发展。从1858年至1952年，法国人掌控埃及文物局近一个世纪之久。埃及共和国成立后，法国人掌控埃及文物局的命运一去不复返。亚历山大大学校校长穆斯塔法·阿穆尔，兼任了埃及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埃及文物局局长。在埃及共和国的领导下，本土埃及学迅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埃及学改变了长期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操控的局面。

在语言文字和历史研究领域，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成就也十分显著。1924年，英国埃及学家冈恩在巴黎出版了《埃及语句法研究》一书，表明埃及语语法研究有了出色的进展。德国的斯皮格尔别格更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文献编纂者，他先后出版了《科普特语指南》（1921）、《世俗体文字语法》（1925）和《劳埃布世俗体文字纸草》（1931）等著作。由德国埃及学大师埃尔曼和他的同事格拉波编纂的5卷本《埃及语词典》，于1926—1931年间问世。这部词典内容丰富，注释详尽，是20世纪初埃及语言学研究的巨大成果，至今仍是学习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基本工具书。1927年英国埃及学家伽丁纳尔出版了《埃及语语法》，1950年再版，1957年第3版，是埃及学界一致公认的重要经典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版了一批有关古代埃及的重要历史著作和发掘报告。14卷本的《剑桥古代史》和8卷本的《非洲通史》中的有关内容，反映了国际埃及学界知名学者的共同研究成果。1947年英国埃及学家爱德华兹出版的《埃及金字塔》、1961年伽丁纳尔出版的《法老时代的埃及》，1979年大英博物馆埃及馆馆长詹姆斯出版的《古代埃及介绍》，都是很有影响的埃及学著作。英国考古学家肯普整理出版的5卷本《阿玛尔那报告》以及詹姆斯主编的《埃及发掘100年：1882—1982》也都是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埃及考古学资料。

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埃及本国的考古事业长期被西方列强所控制，1952年埃及获得独立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其本国的民族考古学逐渐成长起来，并培养出了一批跻身世界学术之林的优秀埃及学家。

1955年，埃及考古学家马拉赫在清理胡夫大金字塔南侧附近的小沙丘时，发现了两个石坑。当时只对第一石坑进行了发掘。在这个石坑内发现一条大木船的完整船体部件，共1224块。埃及文物复修专家经数年努力后，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恢复了大木船的原貌：船长43米，最宽处5.9米，船头高6米，橹桨齐全，首尾高昂，形态优美。整艘船是用上等的黎巴嫩杉木制成，出土时杉木的香味仍依稀可辨。据研究，这是胡夫国王的“太阳船”，与古王国时期太阳崇拜有关。太阳崇拜的说法认为，国王死后，其灵魂升天，乘坐着太阳的大木船，随着太阳神昼夜在太空和地下航行。胡夫“太阳船”的出土，是20世纪中叶埃及考古学的重大发现之一，对于研究古埃及造船、航行以及古王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埃及政府特地在胡夫大金字塔南侧修建了一座太阳船博物馆，并于1982年3月6日正式对外开放。1985年由埃及古物局和国家地理学会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对第二石坑进行了考察，发现坑内也有一艘同样的太阳船的松散部件，按照船体的形状、顺序堆放着。当时，考察队采用先进的氨塞装置，对坑内散落的船体部件没有搬动，只作了考察和详细记录，让它们继续埋在沙堆里，以便长期保存。1985年发现的这艘太阳船与1954年发现的第一艘太阳船极为相似，可见它们是姊妹船，只是第二艘船保存得不够完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民族考古学的主要成就是对西部沙漠绿洲的发掘，这一地区向来不被西方考古学家所重视。西部沙漠从尼罗河岸开始，向西伸延到利比亚，向南与苏丹接壤，向北直达地中海，占埃及领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这片沙漠看似荒凉，却并不缺水，雨水虽然稀少，却有丰富的地下水源，形成一串零零落落的绿洲分布在空旷的沙漠里。西部沙漠绿洲的历史极其悠久，而且内容丰富。这些地方在古代即有人居住，罗马时代这里处于联结利比亚各行省的贸易道上，成了繁荣的货运枢纽。埃及学者费克里在这一地区进行过开拓性的工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费克里就发掘了达赫拉绿洲的墓葬，并出版了两卷本的《埃及的绿洲》（1973，1974）。近年来主持西部沙漠绿洲考古工作的是当今埃及最著名的考古学家、埃及古文物最高管理委员会主任哈瓦斯博士。1999年3月，哈瓦斯博士领导的一支考古队在位于开罗西南205英里处的拜哈里耶绿洲开始发掘，寻找沙漠墓葬遗址。考古队在4个地方同时进行发掘，结果每处都挖出一个堆积着木乃伊的坟墓共挖出放置在家庭墓穴里的142具尸体（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2000年5月，考古队又开始进一步发掘，发现了另外7座墓，里面共有100具木乃伊，其中一部分木乃伊戴有黄金面具。这就是在西部沙漠绿发现的非常罕有的“黄金木乃伊”，它们大多数是罗马化的埃及人木乃伊，年代属于公元1到2世纪。部沙漠中的重大考古发现，令埃及考古学家们兴奋不已，沙漠绿洲的考古也因此被纳入埃及考古学，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有埃及学研究的机构或学者。埃及学规模最大的是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其次是俄罗斯、瑞士、意大利、以色列、波兰、荷兰等国。这些国家都各有其引以为豪的学术专长和特色，如美国在古埃及历史文献研究方面、德国在语言文字方面、英国在考古学方面、瑞士在宗教学方面，都各有重大突破。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著名的综合性大学都设有埃及学系或开设埃及学专业课程，如伦敦大学、巴黎大学、哥廷根大学、蒂宾根大学、海德堡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开罗大学等。这些大学实力雄厚，已成为当今埃及学教学与研究的中心。专职的埃及学研究结构，如德国东方研究会、法国东方考古所、埃及英国考古学校、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等，以资格老、研究水平高在国际埃及学界久享盛誉。

每年专为寻访名胜古迹而涌入金字塔故乡的游人成了埃及国民经济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上述情况足以证明世界各国人民对古埃及文化的浓厚兴趣，这正是古埃及文明本身的魅力所在。可以说，古埃及文明是属于全人类的， 埃及学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