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收了三五斗》从1932年秋天开始酝酿，到1933年7月1日在《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历时九个月之久。叶圣陶把农村破产这个社会问题放到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中去表现。1917年春，叶圣陶到甪直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甪直是鱼米之乡，叶圣陶在这里生活了五年，与旧毡帽朋友朝夕相见，向他们请教过抛粮撒种、插秧戽水、采桑育蚕的知识，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当谷贱伤农的乌云笼罩着广大农村的时候，叶圣陶最关切的是那些旧毡帽朋友的生活。他们的遭遇和心情，叶圣陶完全可以想象得出。这种想象有结实的生活底子，是把平时积累的素材细细地进行筛选，综合成为反映新的主题的材料。这篇小说创作时，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并未离沪。正由于他善于观察生活，蓄积材料，所以在离开甪直十年之后，仍能有“俯拾即是”之乐。

小说中描写的是一群戴旧毡帽的农民，作者称之为朋友、乡亲，没有姓名，不分高矮胖瘦，少有个性特征，他们都戴有一顶旧毡帽，都有一张“酱赤的脸”。之所以如此，是作者有意而为之，因为作者想写的是戴旧毡帽的农民的群像，是他们陷入绝境的共同命运。旧毡帽、酱赤的脸便是这群像的具有典型意义的鲜明特征；希望来自多收了三五斗，绝望更来自多收了三五斗，便是这群像的共同命运。然而这共同命运的描述当中，作者又如实写出了这群平平常常的乡亲所具有的群体个性。

万盛米行前，“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这是他们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描写，预示了他们必将面临的悲剧。“糙米五块，谷三块”，听到米价大跌时，乡亲们在万分希望中万分地吃惊，听到米价还要跌时是愤激，知道非卖不可时是哀求，最后不情愿地装起不值钱的钞票时已是无奈了。而面对琳琅满目的洋货世界，他们感受到的只有生活的贫困和沉重，路路断绝之后的痛苦绝望使他们又闪现出与这不公平的社会抗争的火花，然而最终“散乱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酒喝干了，饭吃过了，大家开船回自己的乡村。”前途仍然渺茫，命运仍然无法把握，于是他们的故事仍然上演着。

戴旧毡帽的乡亲们在小镇上的遭遇典型地刻画出农民老实、厚道、安分、忍受的性格特征，而对这一群体个性的展示过程又深刻地揭示出他们对这个世界弄不明白，“谁也不想弄明白”的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有历史的现实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这群普普通通的农民，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认为是替米商种田，替田主种田，为他们“白当差”。看不到还有帝国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同封建势力的勾结，找不到真正的压迫根源。即使被迫反抗，也不清楚斗争的目标，不能把自己引上解放的道路，因此自发的反抗情绪只是争取一点眼前利益，想打开廒仓抢粮济困而已。

小说中万盛米行的柜台里有两个米行先生。作者抓住他们在收购中特有的表情和动作，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他们唯利是图、仗势欺人的市侩嘴脸。贫苦农民刚来问价，他们“有气没力地回答”。米价下降，农民不想粜了，要把船摇到范墓去粜，他们接连发出了两次“嗤”的冷笑声，还“捻着稀微的短髭”，“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扔到街心”，表现出一股厌烦的神态。当农民不要中央银行的钞票时，他们更是凶相毕露，嘴里骂着“乡下曲辫子”，“夹着一支水笔的手按在算盘珠上”，配以“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射出来”，又用“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威胁道“可是要想吃官司”。通过一系列的描写，把他们势利凶狠的神态展现得栩栩如生。

米商贱价收米，是因为他们知道洋米、洋面已经充塞市场，农民无力与之竞争；知道当局到处增关设卡，摊捐抽税，农民的新米不敢多走一步，以免榨取更为惨重；知道农民自身衣食无着，还有债务要偿还，新米不得不尽早出售。因此，在“我们同行公议”的堂皇理由下，把米价压到最低限度，转嫁危机，牟取暴利以中饱私囊。

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江南农村为背景，通过旧毡帽朋友们“丰收成灾”的遭遇，巧妙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贫苦农民在帝国主义、反动政府、地主阶级、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的重重压迫之下濒临绝境的生活，以及他们不断增长的愤懑情绪和反抗意识，表现了作者对乡村、对农民真挚的同情。虽然小说仅仅描写了生活的一个侧面，但是它能够帮助读者认识当时农村那种“星火燎原”的形势，因而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首先，小说真切地描绘了旧毡帽朋友卖米的场面，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和投机米商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粜米的农民不少，所以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今年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因此，敞口船满载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旧毡帽朋友大清早摇船出来时，又特别卖力，突出地表现了农民的兴奋和希望。但是生活的经验又使他们有几分担心，所以一到了河埠头，连“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表达出丰收后旧毡帽朋友既欣喜又担惊的矛盾复杂的心情。旧毡帽朋友做梦也没想到，在柜台前占卜他们的命运，“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这就点明了“丰收成灾”的主题，米价的狂跌使旧毡帽朋友又吃惊又激愤。米价太低，却又不能不粜，“田主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了雇帮工，买肥料，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而且各处城镇又充斥着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的洋米、洋面，粜与不粜，都奈何米商不得的。“不要说范墓，就是摇到城里去也一样。”投机米商“同行公议”，操纵着市场，压低了粮价，而且途中还要经过国民党反动政权设下的两个“局子”，他们会乘机派捐加税，更使农民吃不消。旧毡帽朋友真是面临着走投无路的处境。在严酷的现实逼迫之下，他们由充满希望变为满腔激愤，最后只好转而向米商苦苦哀求，把一线希望寄托在米商提高一点米价上，但得到的只是冷笑、挖苦和无情的拒绝。他们的希望像肥皂泡一样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了。

小说还描写了旧毡帽朋友粜米后同米商进行的付现洋钱或中国银行钞票，还是付中央银行钞票的争执，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压榨人民的本质。现洋钱是民国初年铸造的银元，中国银行是北洋军阀时代创办的银行。现洋和中国银行的钞票比中央银行钞票信用要高。所谓的中央银行实际是四大家族一手控制的银行，是垄断金融、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由于滥发纸币，这种钞票经常贬值。旧毡帽朋友要求米商付给现洋钱或中国银行钞票，就是为了避免再打个折扣。但没想到又受到米商的厉声喝斥：“这是中央银行的，你们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投机米商如此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时而哄抬米价，时而压低米价，恣意盘剥农民，显然是上下狼狈为奸的缘故。

其次，作者描写了旧毡帽朋友粜米后到店铺采买日用品的场面，反映出旧中国农民生活的极度贫困和痛苦心情。他们本来打算粜米之后，要买点肥皂、洋火、洋油，剪几尺布，买面镜子，买条毛巾，给小孩买顶帽子，所有这些都是农村日常生活必需品，并不是什么奢望。虽然他们知道粜米所得，要“缴租、还债、解会钱”，但是那一船船雪白的米所卖得的钱总能对付过去。然而卖米以后，旧毡帽朋友却是另一种心境，“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叠钞票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而日用必需品，又总得要买的，此时此地，唯有“在输帐上加上一笔”了。这段描写把旧毡帽朋友走上街市时矛盾、痛苦的心情，写得相当具体和鲜明，加重了作品的悲剧色彩。同时，作者把旧毡帽朋友的贫困与民族工商业的凋弊联结在一起，把洋米、洋面充斥市场，致使丰收成灾这一严酷的现实，与洋油、洋布、洋皂、洋镜、洋火等洋货遍布城镇，把民族工商业排斥殆尽的情景联结在一起，使作品的主题进一步深化。

最后，小说描写了旧毡帽朋友在船上喝酒、交谈的场面，反映了贫苦农民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反抗意识，加强了小说对读者的启发和教育作用。旧毡帽朋友彼此间虽有“相识的，不相识的”，但都有着“同一的命运”。他们怨愤深蓄，满腹不平。当他们“在同一的河面上喝酒”时，这种愤懑和不平，便从胸中奔涌而出。他们“你端起酒碗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从这骂声里，爆发出他们对黑暗社会的强烈不满，燃烧着反抗的愤怒之火。它鲜明地表现了旧毡帽朋友在现实惨痛教训中的逐步觉醒。“收成好，还是亏本”，而且今年比去年还亏得厉害。眼看又得把自己吃的米都粜出去，“种田人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米”，不合理的现实使他们感到“田真个种不得了”。现实严峻地向旧毡帽朋友提出了今后怎么办的问题。要抗租，但抗租要吃官司；借债缴租，明年则背更重的债；逃荒去吧，可旧社会到处都是压迫剥削，而且老老小小，携男带女，不能到哪里去。在他们面前，“路路断绝”。当他们明白是地主、投机商等剥削他们，使他们一年辛苦所得落了个空时，他们愤怒地质问道：“为什么要替他们白当差！为什么要替田主白当差！”他们的反抗意识越来越强烈，终于发出了去抢米的呼声：“真个没得吃的时候，什么地方有米，拿点来吃是不犯王法的！”并且敢冒反动派镇压，敢于冒“吃枪”的危险，“今天在这里的，说不定也会吃枪，谁知道！”小说用含蓄的笔法告诉人们，严酷的现实将把抢米的呼声逼成实际的反抗行动。作品就是这样一步步把矛盾斗争推上了高潮。这是小说的主题思想最深刻感人的地方。

应该说，小说中旧毡帽朋友的反抗意识还停留在自发的阶段，但从小说的描写中，不难看出这群贫苦农民身上蕴蓄的反抗怒火，只要在领导下就能燃烧起来，成为熊熊烈火。这篇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一幅黑暗旧中国的真实的画图，更为重要的是它准确地描写出旧中国农民在黑暗势力压迫剥削下逐步觉醒，以及他们最终走向反抗斗争的历史必然性，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结构特色

从结构来看，小说是以三幅场景连贯而成的。作者先写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烘托出江南一片稻谷丰登的景象。继而写了米行外面的一角“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着的几顶旧毡帽上”，然而旧毡帽朋友们满怀的希望却破灭了。“糙米五块，谷三块。”几乎所有米商都作了这样的“同行公议”。旧毡帽朋友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最终忍痛以贱价将新米粜了出去。随着人物活动和情节的发展，旧毡帽朋友们将新米送进万盛米行的廒仓之后，便三五成群地“拖着短短的身影”来到了这狭窄的市镇。热闹的街面实在吸引着他们。“洋火、洋肥皂之类必需用，不能不买，只好少买一点。整听的洋油价钱太‘咬手’，不买吧，还是十个铜板一小瓢向小贩零沽。衣料呢，预备剪两件的就剪了一件，预备娘儿子俩一同剪的就单剪了儿子的。蛋圆的洋镜拿到了手里又放进了橱窗。”深入地揭示了掩盖在市场“繁荣”表面下的农民生活的贫困。而进到第三个场景，几个旧毡帽朋友带着“希望”的破灭，“回到停泊在万盛米行船埠头的自家的船上”，借酒浇愁，以此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小说对米行粜米、市街购物、船上议论这三个场景的描绘，贯串着一条主线：即从丰收到成灾，从希望到失望，以至最终发出自发反抗的呼声。这三幅场景或突出面对面的争论，或着墨于气氛的渲染，或侧重于描写七嘴八舌的谈论，写法又各不相同，然而都紧紧地围绕着主题，使主题伸展和深化。读者越是细细研读，越觉得布局严密，不枝不蔓，得到以少胜多、一目传神的艺术感受。

人物刻画

根据“丰收成灾”的特定题材，这篇小说不是描写某一个主人公，而是刻画一群贫苦农民，侧重于群象描写，其目的在于概括旧中国贫苦农民的共同命运。作者把描写的贫苦农民，称为“旧毡帽朋友”，别具特色。在旧中国的江南农村，贫苦农民普遍都是戴毡帽的，作者借“旧毡帽”指代贫苦农民，很贴切。称之为“朋友”，反映了作者深切同情农民的态度。小说不是静止地去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而是继承运用小说传统的艺术手法，在人物的行动、表情、语言的变化中，揭示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特征。如大清早旧毡帽朋友摇船出来时，劲头很大，“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反映他们丰收后出来粜米时心中的快乐和充满希望。船一靠埠头，他们“气也不透一口”，便来米行打听米价，则又反映出心中无穷的担心和忧虑。他们听到米商有气无力的回答后，说了声“什么！”短短一句话，表现出刹那间希望受到打击后内心的惊愕。当他们从惊愕中醒过来，知道“糙米五块，谷三块”已是事实，知道过几天米价还要跌时，刚才出力摇船的劲儿，立即“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这里又反映出他们内心由充满希望到大失所望的微妙变化。旧毡帽朋友到街上买东西时，小说通过几个典型细节，有力地表现出处在贫穷困苦境况下农民的复杂心理。他们很想买面洋镜，但拿到了手又放回去。绒线帽戴在头上正合适，旋即又脱了下来。既不是镜子不合适，也不是帽子不好看，原因是他们买不起。这些细微动作，把旧毡帽朋友矛盾复杂的心理和难言的苦衷，表现得惟妙惟肖。

对照手法

作者运用了鲜明的对照手法来处理安排材料。在万盛米行粜米的场面，农民们是“气也不透一口”地“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而米行先生却有气无力地回答；在议论米价时，农民们用的“差不多是哀求的语气”，但米行先生或是“冷笑”，或是“厌烦”，或是用“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威吓。通过对照，农民们的朴实善良、米行先生的骄横霸气都跃然纸上。作者还把农民们粜米前的喜悦和粜米后的颓丧加以对照描写。在粜米之前，丰收给他们带来希望，因而订出了详细的购物预算。但是粜米以后，米价的猛跌带给他们极大的失望和打击，不得不大幅度削减原来的购物预算。这种对照把农民们的喜和忧，希望和失望都表现得异常鲜明。

景物描写

小说描写自然景物笔墨不多，但对表现主题、衬托人物、渲染气氛作用很大。如小说开头一段描写：“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船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船和那船之间的空隙。”只寥寥几笔，便把河埠头的景象描绘出来。河埠头的拥挤，说明各地的米像潮水一般涌来，同后面的情节发展相一致。浮在水面的烂菜叶、垃圾齐着船舷，使人感到船上满载的新米很多、很重。但更重要的，是映衬出旧中国城乡的肮脏、贫穷、落后的面貌。景物描写渲染这种暗淡的色彩，同作品表现贫苦农民的不幸遭遇和因苦生活，揭露旧社会的丑恶，是很协调的。小说在后面再一次描写河埠头“冷清清地荡漾着暗绿色的脏水”，同样起到这种作用。作者对自然景物的观察是很细致的，虽然着墨不多，但具体、形象，有强烈的真实感。

水乡风情

江南农民勤劳俭朴，平时没有闲工夫走街串巷，只有在卖新茧和粜新谷的季节才上街赶集。女人和小孩，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随船出村。旧毡帽朋友粜米后到镇上买些生活用品后回到船上，吃了饭开船回家。这些情节不仅承上接下，脉络相连，而且单纯简练，符合江南农民的风俗习惯，使小说增加了水乡风情。“‘乡亲’还沽了一点酒，向熟肉店里买一点肉，回到停泊在万盛米行船埠头的自家的船上，又从船梢头拿出盛着咸菜和豆腐汤之类的碗碟来，便坐在船头开始喝酒。女人在船梢头煮饭。一会儿，这条船也冒烟，那条船也冒烟，个个人淌着眼泪。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舱里跌交打滚，又捞起浮在河面的脏东西来玩，惟有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这是一幅色彩浓重的水乡风俗画。“咸菜和豆腐汤”，点画了江南农民生活的俭朴。男人“坐在船头开始喝酒”，“女人在船梢头煮饭”，农民的习惯确是如此。“这条船也冒烟，那条船也冒烟，个个淌着眼泪”，多么富有乡土气息和水乡风光。而“沽了一点酒”，写出希望破灭的农民还想慰劳一下自己一年的辛勤。“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舱里跌交打滚”则与出村时“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通过“惟有”不懂事的小孩“有说不出的快乐”的映衬，强烈地烘托出旧毡帽朋友希望破灭的痛苦。作者把对旧毡帽朋友的深切的同情，对黑暗现实的满腔愤懑，收敛和包含在水乡风情之中，给小说增添了“活气”，读来着实令人感动。

语言艺术

小说的语言十分朴素、精练、传神。作者不追求语言的华丽纤巧，而是深入观察，把握事物特征，用简练朴素的语言进行描写。如把旧毡帽朋友的希望比喻为“肥皂泡”，以肥皂泡的迸裂说明希望的破灭，既通俗又形象，富于表现力。又如“三四顶旧毡帽从石级下升上来”，生动、逼真地表现出农民离开河埠头，沿着石阶走向米行的情景，不但写出了江南贫苦农民的特征，而且有立体感。这个“升”字，也暗示着农民们是兴致勃勃、满怀希望而来的。作品写米行老板的语言、神态、动作，也十分生动传神，稍一勾勒，这个奸诈、冷酷、可憎可鄙的投机米商的丑恶形象，便跃然纸上。至于写市镇店伙的叫卖声，更是绘声绘色：“‘小弟弟，好玩呢，洋铜鼓，洋喇叭，买一个去。’故意作一种引诱的声调。接着是——冬、冬、冬，——叭、叭、叭。当，当，当，——‘洋瓷面盆刮刮叫，四角一只真公道，乡亲，带一只去吧。’‘喂，乡亲，这里有各色花洋布，特别大减价，八分五一尺，足尺加三，要不要剪些回去？’”这些艺术语言，句式变化多样，有节奏感，有音响美，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小说以着意描写人物的对话见长。作者通过生动的对话，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发展。比如，作品中农民和米商的对话就写得非常传神。作者通过人物说话的语调和姿态，不同的用语方式和特点，使人物神情毕现。这段对话既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在受剥削、受凌辱的苦难境遇中，哀告无门的复杂的心理变化，又刻画出米行先生从外形到内心的丑恶。再如，作品在写到旧毡帽朋友郁郁地回到船上一段散乱的谈话，也是十分生动感人的，把贫苦农民愤怒的情绪、自发的反抗意识的增长，都写得活灵活现。而小说中这些人物的对话，很少有长篇大论，而是语言凝炼、口语化，具有一种精细的性格的雕塑力。小说之所以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来展示人物性格，是由其题材的需要决定的。农民在米价暴跌的情况下，粜与不粜的思想矛盾，米商和农民关于米价的争执以及粜米亏本后那种懊丧而愤激的心情，最适合用对话的方式来表达。而作者巧妙地在作品中把当时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社会现象和他们的看法，很自然地让人物自己说出来，通过场面体现出来，从而有力地表现了主题。

《多收了三五斗》是叶圣陶后期小说创作中的代表作，后来被多次选入中学教科书，万盛米行也随之闻名。1998年，甪直镇人民政府斥资恢复万盛米行原貌，再现民国年间江南米市风貌，同时增加江南历代农具陈列，使之成为一处具有独特水乡风味的新景观。

近现代作家何家槐《关于〈多收了三五斗〉》：叶圣陶先生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通过农民忍痛贱粜的事件，相当集中地、深刻地反映出了旧中国农民所受的重重剥削和他们的反抗意识。它所着重描写的虽则只是所谓“谷贱伤农”，只是农民在市场上遭受商业资本剥削的情况，但实在是一幅旧中国农民所遭遇的悲惨生活的图画的缩影。

原嘉兴学院教授方伯荣《〈多收了三五斗〉教学三题》：叶圣陶同志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期江南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思想特征。因之，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广大农民生活的艺术概括。这篇小说从某种角度来说，成了反映这一时代生活的镜子。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学者薛绥之《读〈多收了三五斗〉札记》：作者写了一群农民，没名没姓，通过三个场面，写了一天的活动，实际写了一年丰收后的下场。在作品末尾，作者特别强调，这样的事，“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辛酸事，正是三十年代初旧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命运的真实写照。

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多收了三五斗》（1933）是叶绍钧少数关于农民的短篇小说之一。在这篇小说里，他把中国农村的困苦生活和盘托出，当时同类作品绝少可与之相比。在处理这种题材时，大部分的作家都会从政治经济上去做文章。叶绍钧虽然也在小说的结尾处附上一段简短的说教文字，但这篇故事的主体却有着具体而动人的人性——那份内敛的同情与愤怒确实叫人感动。

当代作家毕飞宇《关于乡土文学的一点浅见》：《多收了三五斗》是叶先生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典范。这是一个尴尬的和窘迫的故事，——大地丰收了，“多收了三五斗”的农民就此过上了更加潦倒的日子。这是税收的故事，也是农民与土地的故事，更是土地所有权的故事。质之，是农民与土地相背离的故事，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彼此脱节的故事。《多收了三五斗》，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一览无余。

《多收了三五斗》原载1933年7月1日《文学》第一卷第一期，收入短篇集《四三集》中，又载《叶圣陶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卷。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笔名柳山、桂山。江苏苏州人。曾任小学、中学、大学教师、教授，与友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后历任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中学生》《文学旬刊》编辑，抗日战争期间，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9年后历任北京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新闻出版总署编审局局长、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顾问。1915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倪焕之》，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抗争》《叶圣陶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叶圣陶散文甲集》《小记十篇》，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儿童小说集《四三集》，文集《叶圣陶童话创作》《叶圣陶选集》《叶圣陶小说选》《叶圣陶童话选》，论文集《阅读与写作》《文心》《文章讲话》（合作）、《十三经索引》《苏辛词》《叶圣陶集》（五卷）、《叶圣陶文集》（三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