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弘立在六月初九日上午接到都元帅的任命，非常抵触。他起初在家观望，等待台谏反对，结果无人反对，便在六月十二日呈上了辞职上疏，以自己毫无才干、身体也不好为由，请求换人，光海君在批答中说他“文武兼才，熟谙戎务”，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许他辞职。十五日，姜弘立再次上疏辞职，光海君仍不许。当然，并不是只有他不愿挂帅，光海君本人就不愿出兵，为此反复与明朝交涉。到了十月，得到皇帝圣旨，再也无法反对，朝鲜出兵助剿之事便确定下来。在交涉期间，朝鲜也在准备出征事宜，在七月集合了平安、全罗、忠清、黄海四道三手军（杀手、射手、炮手）10000人。翌年正月增加至11500余人，最后渡鸭绿江的兵力则有13000人，分为都元帅姜弘立和副元帅金景瑞直接统领的标下军2900人和左、中、右三营10100人（三营营将分别为金应河、文希圣、李一元），归东路军总兵刘綎节制。出兵前夕，明朝总指挥官经略杨镐试图调遣400名朝鲜炮手到西路军杜松麾下，姜弘立本来有意答应，但光海君希望让朝鲜保持一个整体的作战单位，尾随东路明军后面，以便他能施展“中立外交”、向努尔哈赤解释他出兵是迫不得已，所以在他的反对下未果，同时告诫姜弘立“毋徒一从天将之言，而唯以自立于不败之地为务”。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光海君十一年）二月十九日，朝鲜军开始从昌城渡鸭绿江，二十一日，姜弘立本人渡江，至二十三日全部渡毕。在此期间，杨镐派来监督朝鲜军的镇江游击乔一琦赶到大尾洞来会合，向姜弘立谈及刘綎和杨镐不和等情况。二十四日，姜弘立开始行军，二十六日在榛子头与刘綎碰头。刘綎嫌朝鲜行军速度太慢，姜弘立一面解释朝鲜运粮未至，一面命三营各抽出600人作为留守后方的“老营”，由别将李寅卿管理，其余将士加速行军。二十八日行至牛毛寨，姜弘立让金景瑞将女真语通事河瑞国（又作河世国）召来，翌日以招抚在赫图阿拉的六镇藩胡（瓦尔喀部）充当内应为由，向刘綎请求派河瑞国前往赫图阿拉，获得批准。据说此举实为受光海君密旨而派河瑞国去见努尔哈赤，表明朝鲜是被迫出兵、对后金绝无敌意。

三月初二日，尾随明军的朝鲜军行至深河地方，首次与小规模的后金军交战，后金军撤退，朝鲜军的中营和右营也遭受一定伤亡，中营将文希圣甚至因伤不能指挥，由其中军（副手）黄德韺代理，左营因殿后而没有交战，在之后的行军充当先头部队。在此前一天，萨尔浒大战爆发，杜松的西路军和马林的北路军（加上叶赫军）先后溃败，杨镐急忙传令李如柏的南路军和刘綎的东路军撤兵，但刘綎没来得及收到军令，继续行军。三月初四日，朝鲜军行至富车（富察）地方，刘綎在前方的阿布达里冈中伏败死。姜弘立听到炮声，得知战事爆发，便立即传令三营，在山坡上结阵，以观望战况，保存实力。朝鲜军的中营和右营分别登上两座山坡，唯独左营来不及听到军令，就在平原结阵，等姜弘立派来传令的别将朴兰英赶到时，歼灭明军殿后部队康应乾部的后金军已杀到左营面前，难以转移，与后金军对峙大概两个时辰。在这期间，姜弘立考虑到左营孤立，派右营下山支援，刚列好队，后金军就发动攻击，朝鲜军左、右营被全歼，左营将宣川郡守金应河以下数千朝鲜将士阵亡，右营将顺川郡守李一元逃回姜弘立所坐镇的中营，中营亦随即被包围。

可能是因为之前河瑞国通款的缘故，后金军攻击朝鲜军左、右营时，先让通事出来，但两营没有通事，不知其意，于是开战。有一个逃兵回来后将这一情况告知姜弘立，姜弘立遂派通事黄连海去与后金沟通，表达朝鲜出兵是迫不得已，后金亦表示谅解，朝鲜副元帅金景瑞先单骑往见后金军主将代善（朝鲜称“贵盈歌”“贵盈介”），初步约定“两国无怨，当各解兵”。朝鲜士兵听说可以生还，欢喜雀跃，有数名明军残兵逃到朝鲜军营，也被朝鲜军赶走（一说将其绑缚丢到山下，交给后金军）。翌日，姜弘立也穿着便装，率两名军官去见代善，双方指天为誓。明朝监军乔一琦听说朝鲜军已降金，坠崖自尽。达尔汉要求他们到赫图阿拉见努尔哈赤，姜弘立只好率“投戈释甲”的四千名（一说五千名）朝鲜降兵，在后金军的押送下，于三月初六日进入赫图阿拉，向努尔哈赤投降。努尔哈赤虽然请他们喝了酒，但十分愤怒，第二天准备把投降的朝鲜兵全部杀光，代善以自己指天为誓为由劝解，努尔哈赤才放弃杀降之举。姜弘立和金景瑞先寓居佟养性、佟养真兄弟家中，三天后被安置于一处空房子里。不过，努尔哈赤并未放姜弘立等回国，而是扣作人质，作为要挟朝鲜讨价还价的筹码。三月十五日，努尔哈赤派扬古利和达海向姜弘立等出示以“后金国王（汗）”名义写给朝鲜光海君的国书，内容是告知自己已谅解朝鲜，姜弘立等人在自己这里，要朝鲜国王在明朝和自己之间做出选择。二十一日就派差官小弄贵（小农耳）带去朝鲜满浦，同时释放姜弘立的从事官郑应井、通事河瑞国等数人。姜弘立和金景瑞也写了状启，汇报战况，秘密交付郑应井等带回。后金还许诺只要朝鲜送来（令后金满意的）回信就送还姜弘立一行。此时，因城外居住的出身两班的朝鲜俘虏杀掉所寓居的后金人家的女主人而逃，以及强奸后金妇女等事暴露，努尔哈赤又想杀光在留朝鲜人，同样是经代善劝解，只杀了住在城外的出身两班的朝鲜俘虏约四五百人。

姜弘立获任都元帅后，曾被拜为刑曹参判（从二品），假衔议政府左参赞（正二品）。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光海君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光海君特地遥授姜弘立“汉城府判尹”（正二品）之职。翌日，朝鲜军的败报和姜弘立投降的详细事态就由平安道观察使朴烨上报朝鲜朝廷。姜弘立之降引起朝鲜上下轩然大波。四月，群臣要求削夺姜弘立等降将的官爵，并连坐其家属，以便对明朝有个交代，光海君批准前者，拒绝后者。与此同时，后金国书和姜弘立等人的状启也传回朝鲜，光海君要求答复，于是朝鲜朝廷以朝鲜平安道观察使朴烨写给“建州卫部下马法（“马法”为女真语“爷”之意，此处相当于汉语“老爷”）”的形式写了一封答书，答书内容模棱两可，既要坚持与明朝的宗藩关系，也表达与后金善邻友好之意，充分体现光海君的中立外交的思路。朝鲜答书由朴烨手下的军官梁谏带到赫图阿拉，但后金对信中内容很不满意。六月初一日，阿敦、扬古利、达海、刘兴祚等带着梁谏来找姜弘立，质问信中“建州卫”“马法”“四郊多垒”等语是什么意思。对于“建州卫”，姜弘立解释信中写的是“贵国”，说明朝鲜还是承认后金是独立国；对于“马法”，姜弘立说指的是努尔哈赤的部下而非努尔哈赤本人；对于“四郊多垒”，姜弘立解释是明朝四面防守，而非后金方面所理解的对后金四面围堵，同时一再强调这封信表达的是善邻友好之意。后金方面表示道歉，并善待朝鲜差官梁谏，但对光海君的这种答复显然还是不能满意，于是又写了一封国书，要求两国结盟，并且必须以国王名义回信。不过因朝鲜君臣意见对立加上明朝的干预（明朝甚至问过和姜弘立有无往来，朝鲜否认），此后朝鲜就长期没有回信，姜弘立一行的归国也就遥遥无期。

在此之后，姜弘立一行的处境也愈发艰难。到了七月，不断有朝鲜人逃出，努尔哈赤杀了其中数十人。八月，姜弘立一行被逼迫移居努尔哈赤所迁居的者片（界凡城），关押于山城栅中，监视力度加大，到了十一月，由于中营中军黄德韺和别将黄德彰逃走，后金对姜弘立等人的监视更是到了“燃火击金，达夜巡逻”的地步。后金方面不断有人提议杀了姜弘立等人以减轻负担，但努尔哈赤表示等派到朝鲜的差官小弄贵回报情况再说。十二月，小弄贵回到者片，报告朝鲜对他的接待比之前好十倍，后金内部所流传的朝鲜再次助兵明朝的消息不属实。努尔哈赤很高兴，让通事传话给姜弘立说“尔国和事必成”，姜弘立一行的处境才有所改善，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光海君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移居平地的一处空房。但因为朝鲜方面迟迟不送回信，所以姜弘立一行还是不能回国。不过由于朝鲜遣返了一些逃到朝鲜的女真人，努尔哈赤对此很满意，代善提出了将所有朝鲜俘虏全部放回的主张，却因四贝勒皇太极反对而未果，只于七月送回了从事官李民寏、中营将文希圣、右营将李一元及七个下人。姜弘立表示：“今两国信约已定，更留俺等有何益乎？”被后金方面驳回。当初出征的朝鲜将士除了被杀等各种原因死亡以及大量逃走者，只剩下姜弘立、金景瑞两帅和吴信男、朴兰英两将及通事、奴仆共十人继续留在后金当人质。

此后，努尔哈赤迁都辽阳、沈阳，姜弘立一行都跟随，所受待遇较好，“常以客礼待之”，一直保持人质身份而没有剃发。朝鲜虽然在之后向后金派送差官和回信，但因拒绝背弃明朝，加上后来又多了毛文龙问题，故同后金的外交迟迟没有突破性进展。朝鲜方面对姜弘立一行的态度也是无所谓，曾传话“此将帅之有无，不过九牛之一毛，杀之还之，惟在彼处之意而已”，天启元年（1621年，光海君十三年）九月的朝鲜差官郑忠信表示任由后金对姜、金二人“怒则执之，好则释之”。后金也准备长久安置他们，据说在姜弘立投降之初，努尔哈赤曾打算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姜弘立和金景瑞，在代善劝阻下未果。其后又将明将佟奇功的女儿嫁给姜弘立（据说还育有一子，其妹嫁朴兰英），并分配给他们许多汉人奴隶。在此期间，姜弘立不断通过“藩胡”或通事等途径给朝鲜朝廷送去“状启”和“别录”，汇报自己和后金的情况。不过，他的主旨应该是朝鲜与后金的和好而非敌对。天启三年（1623年，朝鲜仁祖元年）七月，金景瑞准备给朝鲜新王仁祖李倧写状启，陈述后金虚实及对其的“防御之策”，姜弘立事先得知，向后金方面举报，金景瑞遂被监禁，随后自缢（朝鲜方面称被杀）。

姜弘立在后金期间，朝鲜政局颇为动荡，先是发生仁祖取代光海君的仁祖反正，而后发生李适之乱。仁祖即位后，朝鲜与后金的关系断绝，姜弘立也不再给朝鲜通风报信，于是开始出现姜弘立引后金入寇的谣言，但仁祖不以为意。天启五年（1625年，仁祖三年），李适余党韩润等人逃到后金，接着有个叫王四明的汉人逃到朝鲜，声称韩润等向姜弘立谎称姜家已被满门抄斩，以诱使姜弘立怂恿后金攻朝鲜。朝鲜担心姜弘立像李陵那样为敌国效力，遂准备让姜弘立的儿子姜璹、朴兰英的儿子朴雴作为差官去趟后金，从而防患于未然。同年十二月，他们走到鸭绿江边的碧团镇，因驻扎昌城的明将徐孤臣阻拦而未能渡江，朝鲜朝廷也取消了这个遣使计划。

据姜弘立所言，天启六年（1626年，仁祖六年）十月，刘兴祚、达海等两次来见他，质问连明朝都派人来吊问努尔哈赤之死、朝鲜却不派人来的原因，姜弘立解释是为毛文龙所阻的缘故。翌年正月初七日，后金突然给他和吴信男、朴兰英、朴葵英马匹和裘衣，让他们准备出征，翌日就随阿敏出发。途中，后金将领问：“我令缚送毛文龙，则朝鲜将从之乎？”姜弘立回答：“缚送则未可知，而我国岂有顾惜之理？”第二天，后金军拿下了义州，丁卯之役就此爆发。随后，姜弘立派手下奴仆彦伊带着阿敏的信招降朝鲜，朝鲜方面则派姜璹、朴雴携答书赴金营。仁祖逃到江华岛后，又于二月初五日派姜弘立叔父晋昌君姜絪假衔刑曹判书，携国书赴金营，并留作人质。此时，朝鲜朝廷将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姜弘立和朴兰英，说他俩“陷贼十年，不失臣节，今又力主和事，不忘宗国之心据此可知”。阿敏派刘兴祚去江华岛劝降，姜弘立与朴兰英一起前往，仁祖于二月十日接见了姜、朴二人，姜弘立在回顾后金兴兵的过程后，力劝同后金讲和，并确定讲和一旦成功，后金就会撤军，朴兰英也有同样的表示。仁祖判断二人所言为真，便向后金屈服。和议初步达成后，姜弘立于三月初八日随刘兴祚前往平壤，“平壤之盟”后返回江华岛。皇太极也允许姜弘立和朴兰英回国，其后将他们在后金娶的妻子及247名汉人奴隶、31名朝鲜人奴隶和其他财产移交给他们。于是姜弘立结束了八年的人质生活。

姜弘立回国后，承受很大压力，当时朝鲜“斥和论”高涨，往往归罪于姜弘立，认为他不仅有降敌的前科，更是丁卯之役中引后金入寇的“谋主”，促成和平并非其功绩，“其心为虏，非为国也”，因此很多朝鲜官员都呼吁斩了姜弘立。仁祖对姜弘立虽不至于如此偏激，但受制于强大的反对舆论，即使有心给姜弘立恢复官爵，也无法办到。姜弘立在从平壤回江华岛途中就生病而落于朴兰英之后，其后请求回到故乡衿川（今韩国首尔特别市衿川区），为自己在后金期间过世的母亲守墓，至天启七年（1627年，仁祖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病死于衿川。仁祖本欲恢复其官爵并提供“丧需”，群臣反对称如果给姜弘立施与同死节之人一样的恩典，将失去劝忠惩恶的效果，仁祖不得已收回成命。此后，姜弘立在朝鲜王朝一直背负“贼臣”的骂名，据说他回乡时“故里儿、村童之辈皆以瓦石投打而唾骂矣”。另一方面，金景瑞则因遇害经过被平安道儒生康元立等上报于朝鲜朝廷而追复官爵。

姜弘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光海君后期朝鲜与后金的关系中。他投降以后，被扣留后金，成为人质。当时后金臣僚中，女真人中只有达海等少数人略懂汉文，明朝降将多为辽东武人，文化水平不高。姜弘立是科举及第的朝鲜文臣，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因此后金向朝鲜发送国书前，都会出示给他，请他润色，比如他曾建议将后金国书中“尔朝鲜”的“尔”字抹去，以体现“邻国相敬之道”，得到后金方面采纳。朝鲜的书信送到后金，如果后金方面有无法理解的内容，都会请姜弘立解释，姜弘立的解释不仅与光海君的意思相默契，也能让后金方面满意。与此同时，姜弘立还通过各种途径秘密传书于国内，汇报后金情况，这些情报成为光海君施展对后金外交的重要基础。

光海君被废后，姜弘立的作用明显下降，与朝鲜断绝关系，包括“引贼入寇”等围绕他的各种传言也随之出现。丁卯之役时，后金带着姜弘立出征，朝鲜方面认为这是坐实姜弘立“引贼入寇”的证据。但姜弘立的作用更多体现在交涉而非向导。朝鲜与后金很快讲和，一方面是后金诸将抵制阿敏称王朝鲜的野心以及外部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姜弘立和朴兰英斡旋的作用，从而避免战争扩大化、使朝鲜蒙受更大损失。

相传姜弘立少年时，很多家族长辈都在朝中当大官，有一次，他的伯父姜绪在经筵上为宣祖进行“昼讲”后退朝，姜弘立说：“今日昼讲，吾一门亦足以为之。”姜绪便断言姜弘立会为姜家带来灭门之祸。后来姜绪拜托东人（南人）的李元翼和西人的申钦保护姜家。仁祖反正后，反正功臣想连坐姜家，因李元翼、申钦解救而免祸。

相传姜弘立听说仁祖反正的消息后，认为是谋朝篡位，便引后金兵攻朝鲜，是为丁卯之役。进入朝鲜境内，才得知仁祖奉仁穆大妃复位，金长生、郑经世、张显光等儒贤都被录用为官，惊讶道：“此人必不以非道立朝！”为此茫然若失，便劝后金退兵。后来朝鲜人将这个故事称为“用三臣而能却十万虏兵”。

姜弘立死后不久，朝鲜就出现了以他为题材的小说《姜虏传》。该小说叙述姜弘立的一生尤其是投降后的事迹，对他进行丑化描写，将他刻画为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奸佞小人。通过渲染金应河、金景瑞以及谋杀努尔哈赤的“降倭”等的忠烈以及他们被姜弘立出卖而失败的悲惨下场，更加衬托出姜弘立怯懦卑鄙的卖国贼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