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左

更新时间:2021-12-02 14:11

山左是山东省旧时的别称。 山左中的“山”指太行山。中国古代,坐北朝南。“坐于”太行山,则太行山左侧为山东省。故也将山东称为山左。类似的例子有“江左”,坐北朝南,则长江下游为江左。

山左释义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即今安徽),江北则推山右”; “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即是。

山左三大家

明朝万历前期,籍贯山东的明朝馆阁重臣于慎行、公鼐、冯琦等人共同标举“齐风”,主张文风宏大雅正,闳音鸣世,巧夺自然,独树自我对晚明文风、诗风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称三人为明朝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

在明朝后期崛起于山东的“山左诗派”,标举“齐风”,主张宏大雅正,闳音鸣世,巧夺自然,独树自我对晚明文风、诗风产生了很大影响,崛起于明朝江北山东地区的“山左诗派”,与崛起于明代江南地区的“江左诗派”,南北对立,各自标新,对后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于慎行·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于慎行(1545~1608)字可远,又字无垢。山东东阿人(今属平阴县东阿镇人)。 明代政治家,学者、诗人、文学家。万历年间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于慎行为人忠厚老成,熟悉历代典章,对明朝礼制建设有较大贡献。其文学造诣亦极高,与公鼐冯琦并称于世。

山左名家公鼐、于慎行、冯琦三人均为馆阁重臣,诗文、学问冠名山左。公鼐与冯琦少年即以文才并称“齐地二彦”,于慎行与冯琦被《明史》推为山左文学之冠。三人并称“山左三大家”,歃血骚坛,标举“齐风”,倡言革新,走上了与复古相异的道路。

“齐风”主张有其自身的内涵和产生的原因,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鼐·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公鼐 (1558~1626)字孝与,号周庭,今山东蒙阴县人。明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明朝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之一。 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詹事、两朝实录副总裁、赠礼部尚书,谥“文介”。公鼐出生于明代后期的江北一个声势显赫的“馆阁世家”里。

公鼐出生于明代后期的江北一个声势显赫的“馆阁世家”里,从公鼐高祖公勉仁开始,代代蝉联进士,到公鼐一代,“五世进士、父子翰林”,成为明朝末期著名的进士家族。他们或文治,或武功,多有建树,一时彪炳海内,时人美誉“江北进士第一家”。

公鼐是明末万历年间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提出“齐风”的诗歌主张,公鼐“论诗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情反对模拟复古”,与于慎行冯琦时称“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在晚明诗坛占有重要的地位,三人一起标举“齐风”共同推动了万历前期山左诗坛的发展,以地域之风影响全国,成为晚明诗风走向的先导。“齐风”主张有其自身的内涵和产生的原因,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公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明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焦竑,清著名学者朱彝尊、清朝文坛领袖王士禛、同时代人杨涟都给予了公鼐极高的历史评价。

焦竑评公鼐:“先生才识独出,综鉴复富。故其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能牢笼载籍之菁华,不为靡曼剥夺之语。盖直取独见,上媚千古。犹烟云之出没,忽乎满前,不可以为方,卒其所为法者,丙丙如丹。噫,可谓异已!

著名学者朱彝尊评公鼐:“言诗于万历,则三齐之彦,吾必以文介为巨擘焉。”

清朝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王士禛评价公鼐:“万历中为词林宿望,诗文淹雅,绝句尤工。”—王士禛池北偶谈

明朝著名政治家、东林党人杨涟“有古大臣之风……心丹识卓,骨劲力沉,范希文(范仲淹)、司马君(司马光)实伯仲间者。”— 杨涟《与秦贞予刺史书》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补遗》载,公鼐所著的《问次斋稿》三十一卷,为明万历刻本,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内版本的《问次斋集》则毁于战乱。近年来,这一说法得到更正。2008赵广升对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的《问次斋稿》明刻四十三卷本(包括《问次斋稿》三十一卷、《问次斋西游稿》七卷、《问次斋续稿》五卷)进行了点校,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公鼐所著明刻本《国语髓析》二十一卷收入《四库全书》,明刻本现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冯琦·礼部尚书

冯琦(1558~1604),字用韫,号琢庵,临朐人。冯裕的曾孙。 与公鼐并称“齐地二彦”。是明朝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之一,

1577年(明万历五年)进士。历任编修、侍讲,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等职。后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文敏”。其生平《明史》有传。其著作有《宗伯集》81卷,内收诗歌300余首,记、序百余篇,奏、对、策、论百余篇。冯琦作诗,好五古、七古,崇尚“乐府”、“建安”之风,其游记文章,仿东坡笔法,善叙事、抒情,寓哲理于其中,如《游冶源记》、《游石门山记》等。

冯琦长期官居显位,涉政事,因而留下不少向皇帝进言的奏章,成为冯琦作品中带有深刻政治见解和思想内涵的组成部分,其《肃官常疏》,陈述当朝官场腐败之风,指出“士大夫精神不在政事,国家之大患也。”列举祸患之表现,条陈贪污之手段,分析治理之不易,论据确凿,说服力强,并提出治理腐败的具体措施,向皇帝直言进谏:“有才无守者,不得滥与荐章,已列脏迹者,不得止拟降调。……后来勘问,定须明正法典,勿致曲为宽纵。”其匡世济民思想和敢于针砭时弊的精神,同样反映在《矿税疏》、《中使酿衅疏》等篇章中。于慎行在《宗伯集》序中对此大加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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