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嶟在京城做京官，有一拨云南籍的优秀士子也分批选入翰林院并之派往各地任事，如：何桂珍、何桂清、窦垿等都是几个省的省府大员。这几位大员中，何桂珍是师宗人，曾任两江兵备道，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以身殉职；窦垿也是师宗人，在湖南任事时，曾撰写过有名的岳阳楼长联；何桂清曾出任两江总督，与朱嶟的关系密切。何桂清是昆明人，清道光十五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赞善，内阁学士，礼部、户部侍郎等职。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何桂清调任浙江巡抚，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开任两江总督。虽然官场上何桂清很顺应，而且任一方大员，对朱嶟即称恩师，行师之大礼。但在对抗太平的战争中，由于战事不力，造成南京失陷，逃奔几个地方都被“讵纳”，遂以借“夷兵(英军)助剿”为借口，逃至上海，于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被拿解上京、交吏部案审。

不巧，满清朝廷命朱嶟督理何案。早在何出任两江总督前，朱嶟就多次告诫何应“忠于职守，效忠国家”，但何桂清不以恩师之忠告为重，不以国家安危为已任，却玩忽职守，导致江南被太平军占领。朱嶟非常痛心，在何桂清案审期间，何的亲友多次向朱嶟说情，为同乡、门生情，请朱嶟多与朝廷斡旋，能以何桂清不处死刑为目的。但朱嶟因何桂清的案情重大，且朝廷中微词连连，有以“何案”陷朱嶟之念。此时的朱嶟进退微谷，一旦上书保桂清不死，朝廷就有陷朱嶟口实，自身将会带来终生前程声誉的毁灭，还要背上不忠之罪。如果将何桂清按实情判决，那何必死无疑，而自身就要挨个“落井下石”和六亲不认的罪名，且云南家乡人要骂其三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嶟只能占在朝廷一方，将何桂清判处死刑。当时西太后(慈禧)已垂帘听政，为了整治朝纲，树立吏治的权威，将何桂清罪名再加一等，原来死刑只是一般的砍头，罪加一等之后就判成“腰斩”。何桂清被“腰斩”之后，朝野对朱嶟判此早黜之酷刑舆论大哗。

由于朝廷没有正确肯定朱嶟的忠贞，而朝野舆论却对朱嶟“落井下石”、“六亲不认”大肆渲染，云南的通海人也写信去大骂朱嶟。由于处在这样的矛盾漩涡里，左右不是人，朱嶟因此一病不起，病逝于北京，终年七十二岁。

满清政府没有料到朱嶟在这种情况下会气得一病即赴黄泉，朝中臣僚又大加悯怜，因感朱嶟曾是四朝忠臣，历任五个部的尚书勤冕卓绝，于是慈禧太后亲自主持为朱嶟行厚葬大礼，谥为“朱文端公”，钦命云贵总督在家乡通海立“皇清敕封忠信朱文端公嶟故里碑”，“皇清敕封忠信朱文端公嶟神道碑”，并敕令礼部在遵化皇陵之地劈出一块地安葬朱嶟。慈禧太后又亲自下懿旨敕加封已故的朱嶟之母葳“一品诰命夫人”；再下圣旨敕封朱嶟夫人为“一品诰命夫人”，恩敕朱嶟之子四品顶戴，由礼部调国库白银五千两以送往朱嶟府第，以作悯恤之资。

朱嶟在京做京官四十多年，因为从政之累没有能留下可见的著述。据学者许秋山说，朱嶟曾经写过一本《政要十疏议》，但许秋山也只是听上辈人说，他也未曾读过。流传在云南的朱嶟墨迹中，他的诗文作得非常好，书法也写得非常漂亮。从墨迹中看，有欧柳之功力，兼苏米之体态，行草包容着赵松雪，董香光的流美娴和。

在朱嶟逝世一百多年后的评价来看，他一生都在为大清王朝服务，而且是国家的栋梁。从他力主禁止鸦片入国，从他的为国家的利益出发而将门生何桂清判斩，也包括他在治理黄河中的勤政来看，他是一个德能勤绩，忠君爱国，孝道家风都能完善的好官吏。

近日，听朋友讲，本县一农户家存有一块老匾，于是驱车前往探访。来到河北省故城县崔庄崔春常家，便与其70多岁的老母亲攀谈起来。老人对我说：“你想看的老匾在我家前院老房子里。”崔春常带我来到他家早已闲置的老房子里，在北房东里间靠东墙平放当床板的木匾顿时映入眼帘。由于多年无人居住挪动，尘土已将木匾上的字迹覆盖。将匾搬到院里除去尘土，见此匾中间有4个大字“节茂松筠”，字体清劲隽秀。

匾牌虽老旧却气势轩昂，透着大家的威严和气派。

木匾的上款为“钦命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提督顺天学院加三级朱嶟为已故处士崔钟璇之妻刘氏立”，下款为“大清道光二十九年岁次己酉二月谷旦。“匾牌的中上方刻有一长方形篆书官印。

算起来这块匾藏于崔家至今已156年，那么，朱嶟何许人？为什么题写这块匾？

带着这些疑问，我首先查阅了道光年间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的史料。朱嶟，籍贯云南通海县杨广镇人。朱氏在当地是名门望族，现存的朱氏宗祠是道光年间的建筑。宗祠内现存两块清道光二十五年“御赐诰封”碑，是册封通海人礼部侍郎朱嶟之父为“文林郎”，封其母为“太夫人”。宗祠里还曾经有过林则徐书写的匾额。

朱嶟的奏折最为有名，他的驳诘理直气壮。1836年在关于鸦片“弛禁”的辩论中他提出了“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的禁烟策略，以重治吸食者为禁烟重心。道光皇帝在位期间，大臣在禁鸦片的问题上产生了两种意见，一为“弛禁”，而朱嶟主张严禁，认为鸦片乃是毒品，绝不能任其毒害中国人民。结果严禁一派占了上风，清廷遂派林则徐到粤处理禁烟事宜。

朱嶟这个人物查清楚了，那么他怎么会给故城县的一个农家守节“烈女”题写匾牌呢？据《故城县志》记载：“刘氏，崔庄崔钟璇妻，夫故，氏21岁守节67年，同治十二年87岁卒。”推算到道光二十九年，正是刘氏守节63岁的年龄。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朱嶟为已故处士（古代未做官的士叫做处士。处士，有学行而未出士或隐居者，即布衣之士。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崔钟璇之妻刘氏题写匾额，大概是“工作关系”使然。因清代有这个惯例，凡节烈孝妇贞孝女虽僻壤穷乡、贫寒苦节，必为表扬，以阐幽光。

从这块匾牌的历史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束缚，把守节不嫁、“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作为推崇的美德，与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解放、当家做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人民日报海外版）

清史稿 卷四百二十一 列传二百八

朱嶟，字致堂，云南通海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迁御史。道光十二年，畿辅灾，广东副贡生潘仕成捐赀助赈，赐举人。有援案以请者，嶟疏言：“仕成本副贡，去举人一间，赐以举人，於破格之中，仍寓量才之意。厥后叶元堃、黄立诚次第援请，若因此遂成定例，生富人徼幸，阻寒士进修，於事不便。应请旨饬各督抚，水旱偏灾，捐输应奖，不得援引前案。”上嘉纳之。五迁至内阁学士。十七年，擢兵部侍郎，迭兼署吏、户二部，坐事镌五秩。二十六年，补内阁侍读学士。

御史刘良驹条奏银钱画一，上命各省督抚议奏。嶟疏言：“泉布之宝，国专其利，故定赋以粟，而平货以钱。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一轻一重，张弛在官，而权操於上。今出纳以银，钱几置诸无用。虽国宝流通，然流於下而不转於上。於是富商市侩，得乘其乏、操其赢，而任意以为轻重。若使官为定价，且必格而不行。要在因其便使人易从，通其变使人不怨，行其权使人不疑。方今盐务疲敝，皆以银贵钱贱为词，以盐卖钱而不卖银也。卖钱即解钱，人必乐从，长芦盐价可解京充饷。请於东西城建库藏钱，以户、工左右侍郎掌之，按时价搭放各旗，就近赴库请领，以免其转运，并严禁克扣、短陌、搀杂诸弊。两淮盐价，解备河工岁修。淮上全工，水路皆通，挽运较易，工次雇夫购料，俱系用钱，此两便之道也。农民以钱输赋，天下十居七八。地方官收钱解银，每致赔累。江西抚臣吴文镕前奏：‘本省坐支之项，收钱放钱；解部候拨之款，徵银解银；兵饷役食，请照时价改折。’其言不为无见。惟全行收钱，往返搬运，倍增劳费。通省绝无银币，亦未免偏枯。拟请州县徵收，向来徵银解银者置无论，但照现在收钱者，量钱粮多少，视附近地方兵役众寡，酌减应解银数，以纾其困。除易银解司之外，即以钱抵银，每银一两，折钱若干，酌定数目，按照时价，支放兵饷役食。应有耗羡平馀，仍行提出解司，而本管同城之官俸，本州县之书工、役食、祭祀、驿站，本地方分汛之兵饷，俱准坐支。馀则视道路之远近，解存道、府、藩各库，以放兵饷。时价则视省垣为准，以开徵前十日为定，由藩司通饬遵照，半年一更。饷银每两折钱多不过千七百，少不过千二百，取为定则，不得再减。至文武官廉俸无可坐支者，兵丁屯驻之区，附近州县无收钱者，皆发银如故。官局钱搭放向有成例者亦如故。如是，则虽变而实因，不至纠纷窒碍。至如百姓出粟米麻丝易钱输赋，久已习为故常，向收若干，今折若干，凡自封投柜者，不遽改折，是於民无扰也。兵丁领银，仍须易钱然后适用。每至兵领饷时，不准铺户抑价，今照定价放给满钱，此於兵无亏也。先时银多，则官以收钱渔利；今时钱贱，则官以易钱赔累。多用钱则少解银，即累亦因而减，迨银价平时，又复可获羡馀，此於官有益也。或谓钱收于上，则廛市一空，恐致钱荒。不知兵役领钱，仍行於市，地方官除存库外，尚有大半必须易银解司，则其钱亦行於市。且今日之弊，不在钱荒而在钱滥，欲救其弊，莫利於收钱，尤莫利於停铸。当此钱贱之时，暂停鼓铸，以工本之银，发出易钱，实收上库。薄小者汰之，则私铸难行，而官钱日多，钱价可平，而制钱一千准银一两之例，可得而行矣。是知停铸者用钱之转关，平价者绝私之微权也。将欲平价，非使银钱相埒不可，为平价而暂停铸，迨价平而复开炉，所谓欲赢先缩，一张一弛之道也。夫损上必期益下，今钱值日贱，物价日贵，泉府费两钱而成一钱，官兵领一钱则仅当半钱。无益於民，有损於国，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总之可用钱则用钱，必须用银则仍用银。附近则用钱，致远则用银。子母相权，赢缩有制，补偏救弊，无逾于此。惟各省情形不一，因地制宜，随时变通。当责各督抚体察酌议尽善。”疏入，上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行。

历通政副使、内阁学士。二十九年，授仓场侍郎。咸丰四年，病，乞罢。五

年，病痊，复授户部侍郎。六年，擢左都御史。迭署兵、礼二部尚书。十一年，

又以病乞罢。同治元年，卒，谥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