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了美国的小汽车不开，跑回去踩脚踏车（自行车）。”当年的朋友们常用这个比喻来表达他们对范增胜夫妇的不理解。

实际上，范增胜夫妇对自己将要面临的新生活也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因为担心大陆没有好的理 发店，爱美的林明月甚至利用途经日本的机会，花了6000日元烫了头发。

“听从亲戚朋友的建议，我们带上了彩电、冰箱、电饭煲、空调、照相机等，但是后来发现有些东西太现代化了，来了这里也用不上。”林明月说。

带着乐观的心态和对未来的憧憬，范增胜夫妇带着年幼的儿子踏上了“归途”，在上海武夷路简朴的宿舍楼里开始了他们全新的生活。

改革开放初期，物资依然匮乏，年幼的孩子偶尔会想起大洋彼岸的圣诞大餐。租住的宿舍楼没有热水，林明月只能雇人从“老虎灶”（公共热水站）背热水回来洗澡，就连这也曾招来邻居的另眼相看。

“我先生的信念非常坚定。偶尔我也会哭，但他不会。”一路体味生活的艰辛，林明月习惯用佩服的眼神望着范增胜。她感慨那段经历，“最艰苦的日子也是甜的”。

范增胜回忆说，当时每天去外滩海关大楼的港务局上班，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穿越整个市中心。车总是非常拥挤，饭盒都被挤扁了3个。他说，刚从美国回来的他们面临巨大的生活落差，最初的几年都是靠以前的积蓄“倒贴”维持。

“哪怕是成为上海港的一颗铺路石子，我也很骄傲。”谈起自己的事业，范增胜和林明月饱含感情。 “回国时我们向有关部门申请安排工作，就是希望‘一定要发挥一技之长’。”范增胜回忆道，自己是学港口管理的，毕业于台湾当时的“海洋学院”，在基隆港工作过，回到祖国大陆，上海港就是自己最向往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港，还处在“肩挑背扛”的时代。“我们接触过很多码头工人，也深深理解国家现代化的紧迫性。”范增胜说，港口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这让他们深感责任重大。

“信任是最珍贵的！”林明月回忆，得到上级领导、得到同胞的信任，自己和丈夫才能全身心投入到港口建设上。1982年，上海港接受联合国资助，派范增胜率团赴荷兰鹿特丹港学习先进的操作技术和管理经验。不久，林明月也被派到美国西雅图港学习自动化管理。“我们被委以重任，这是多么大的信任啊！”范增胜说。

30年间，范增胜和林明月目睹了上海港从黄浦江向长江口的拓展，再到如今洋山港的跨越式发展。“现在的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已跃居世界第一，集装箱吞吐量位居第二。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整个过程，我们是见证人。”范增胜自豪地说。

“选择回来，我们就是想当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如今，台湾亲友都说我们当初的选择很有眼光。”范增胜说。

1984年至1985年，范增胜和林明月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83年起，范增胜连任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直至2008年才卸下重任。

在1990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时任上海市港务局副局长的范增胜等提出整治长江口主航道的议案，得到国务院、交通部等的高度重视，被列入“八五”计划，相关工程也得以推进。林明月说：“这么多年，我真是钦佩我的丈夫，他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种觉悟和品质，很难得。”

如今，逐渐淡出港务工作的林明月有了更重要的使命。主持上海市台胞联谊会的她，依然习惯夫唱妇随，与丈夫一同为台胞解忧。

“我们好像是一座桥，既能帮助大陆同胞了解台湾，也能帮助台湾同胞接触大陆。”林明月说，2010年世界博览会将在上海举办，现在他们正忙着筹划在家门口迎接更多的台湾朋友。

2010年，恰是林明月、范增胜回国30周年。“能亲眼见证、亲身参与祖国的变迁，并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感到幸运，更感到自豪。”范增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