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二年八月十日（1873年10月1日），沈曾植参加乡试中第二十二名。他的策论文字和诗词都深受考官慕荣干（慕慈鹤）欣赏。同年冬，沈曾植到保定人赵经历家，拜见业师罗学成。次年，他参加会试不第，与远房兄弟沈宝璋（字达夫）同租贡院附近民房，条件虽然艰苦，但二人相互砥砺，研究学问。

光绪元年（1875年），沈曾植开始研究边疆地理学。他购得张穆《蒙古游牧记》、沈垚《落帆楼文稿》来校正东北、西藏、新疆地图及《圣武亲征录》。由于家境贫寒，他所有的地图校勘工作大都以这两本书为蓝本。除此之外，他还在书市购得了幼时就梦寐以求的单行本《元秘史》，如获至宝，连夜钻研。当时，沈曾植以同乡前辈钱仪吉为学习对象，常与研究算术的表弟李传元、从弟沈曾桐一起取法钱诗，歌咏以供消遣。

光绪三年（1877年），沈曾植去广州看望叔父沈宗济。次年，沈曾植在广东与阔别十六年的幼时塾师余功懋重逢，悉数阅览了他的所藏书画，感叹物是人非。同年末，他带着母亲韩氏举家迁往潘家河沿。

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三十一岁的沈曾植中会试第二十四名。当时的同考官王祖光称沈曾植和李慈铭的策论是全场第一，而因为李慈铭早已负有盛名，沈曾植当时并不通达于文名，所以副考官翁同龢十分看重沈曾植，认为他的卷子博通古今。当时有人知道他是嘉庆年间工部侍郎沈维鐈的后代，因此翁同龢在会见他的时候对他多有嘉奖。沈曾植的卷子因为名气大而流传到诸生间，李慈铭看了也十分谦逊的承让。同月，沈曾植又中殿试第三甲第九十七名。十月，沈曾植拜访李慈铭，李慈铭对他的会试试卷所涉猎之广泛暗感自赞叹。同年冬，沈曾植与朱福铣得第回归嘉兴故乡，李慈铭、邓承修、许景澄、鲍敦夫、樊增祥于李家设宴饯行。次年再去广州探问叔父。

光绪十年（1884年），沈曾植住宣南珠巢街时，其所藏善本书遭盗。法人又欲侵华，沈曾植愤愤不已。

光绪十一年（1885年）春，沈曾植为广东乡试出策问题目，涉及“宋元学案”及蒙古史迹，结果全场交白卷，一人未取。六月，沈曾植与京中名土会于陶然亭。

光绪十三年（1887年），沈曾植考订元代《经世大典·西北地理图》，判断此图为回鹘人所画，参考诸书校定城邑，颇有成果。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上光绪帝万言书请求变法，朝廷保守派大为惊惶，要逮捕康有为，沈曾植与黄绍箕劝他不要妄议国事，可以作沉迷金石态韬光养晦。于是康有为便坚持以阅碑为要务，将京城藏家的金石玩物悉数浏览，著成《广艺舟双楫》。

光绪十五年（1890年），沈曾植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当时，中俄两国常发生领土交涉。俄国使臣卡西尼将《阙特勤碑》《突厥毗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受里登罗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的影本呈送总理衙门，名义上请专家为其考证，实则是刁难清政府。沈曾植先后作三篇跋文回复俄使，俄国人为之震惊。后来这三幅碑跋刊行于世，沈曾植的名声渐闻于世界。同年沈曾植以中和之道教导康有为，纠正他气质中偏激的地方，康有对他十分感激。

光绪十七年（1891年）冬，沈曾植迁刑部员外郎。次年春，出任江苏司郎中。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礼科给事中余联沅（字晋珊）上书弹劾康有为乱言惑民，请焚毁《新学伪经考》，皇帝同意。沈曾植、黄绍箕联合盛昱、文廷式通电广东学台徐琪予以疏通，最终营救无效。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10日），好友李慈铭因病去世，沈曾植深为悲痛。李慈铭临死前还将自己所作的七十册日记托付给沈曾植，在他死后，沈曾植将日记手稿编成《越缦堂日记》出版刊行。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马关条约》签订后，沈曾植上书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请求允许以他个人名义向英人借款在东北修铁道，意图在沙俄插手东北前占领先机，无奈为权臣阻挠未果。七月，康有为在北京创《万国公报》，并筹组强学会。他邀请陈炽（字次亮）、丁立钧、袁世凯、张孝谦与沈曾植、沈曾桐二人集会筹措事宜，兄弟二人慷慨解囊捐款。自此，沈曾植积极为强学会扩充成员而活动。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冬，俄皇尼古拉二世意图谋取黑龙江渔业航务，当时主管对俄罗斯外交事务的沈曾植洞察沙俄意图，便义正言辞怒斥俄国大使。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沈曾植京察位列一等。二月，发生了法德公使不守礼节的“抽袖事件”。翁同龢得知后模棱两可，总理衙门章京章京想要问话法国公使施阿兰，堂官却不敢管这件事，称施阿兰去年也是如此骄横。于是沈曾植挺身而出，代理总署拟稿宣斥施阿兰无礼。八月二十九日（9月25日），其母韩氏病逝。十月，沈曾植以丁母忧离开总理衙门。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四（1898年3月25日），沈曾植离开北京南归。闰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沈曾植拜谒张之洞于楚材兵轮，商讨要务。五月，沈曾植应张之洞聘主持两湖书院。在任期间，他提出治学必须实用，探清人心世道利弊的本源。六月十八日（8月5日），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来函，向他陈述变法事宜，寄张之洞和他予厚望，希望他说服张之洞支持变法，并劝沈曾植早日赴湘。七月十九日（9月4日），沈曾植离武昌赴湖南，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主讲校经书院。八月六日（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下令缉拿康有为，沈曾植听闻深感心力憔悴。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沈曾植返家合葬父母于祖茔。返回武昌时，遭遇盗贼，失书籍碑帖数十种。居武昌株园，与陈石遗唱和，评议古诗。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义和团起事，沈曾植携家眷停滞上海，与盛宣怀、沈瑜庆、汪康年商议东南互保事宜。他本打算入京，看到时局混乱，乃奔走南京，见两江总督刘坤一。赴武昌与张之洞、总办商约大臣盛宣怀等商定联合行动，使联军有顾忌，牵制侵略者。九月，李鸿章来沪见沈曾植，他说：“倘若我不出京，恐亦不免如袁爽秋（袁昶）遭遇杀身之祸了！”次年春，沈曾植至南京为刘坤一拟奏稿，提出十件涉及改革的事情。“务财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是全部内容的宗旨。张之洞也召见他，共议新政。不久，沈曾植出任南洋公学监督。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沈曾植辞南洋公学职回京刑部，译书事由张元济接替主持。十二月，沈曾植调任外务部合和会司员外郎。

光绪二十九岁正月二十一日（1903年2月18日），沈曾植被授予江西广信府知府一职，家中门庭若市，贺喜者接踵而至。四月二十六日（5月22日），张謇赴日本考察，沈曾植与郑孝胥、汤寿潜等与之话别。晚，沈曾植乘“瑞和”轮离沪赴任。到了南昌，江西巡抚柯逢时听到他来了很高兴，便召见他共议全省大计。八月，内藤湖南致函与他介绍自己最新近传阅的几部金石碑刻，并托刘世珩、李宣龚寄赠《东国通鉴》。九月十四日（11月2日），学者萧穆到南昌拜访他，二人会谈数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天主教徒王安之打伤南昌知县江召棠，民众愤起报复，误伤法、美基督教牧师，法、美两国闻讯，兵舰开入鄱阳湖示威。巡抚胡鼎臣要杀百姓数人向法、美乞和，沈曾植认为不可滥杀百姓，坚持谈判，使得法、美气焰有所收敛。四月，沈曾植任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察，请教他的人很多。回到安徽后，沈曾植创办存古学堂，请陈抑斋按外国高校教学法，录取各校高材生施教。十二月，沈曾植升任安徽布政使，推行湖北、江苏新法，减轻租税负担。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五日（1908年2月16日），沈曾植被补授安徽提学使，兼署安徽布政使。八月三日（8月29日），沈曾植出任护理安徽巡抚。同年冬，清廷令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集结太湖举行秋操，革命党人熊成基趁慈禧、光绪接连驾崩、安庆城内清军兵力空虚之际，于十月二十六日（11月19日）发动安庆马炮营起义，率众围攻安庆，沈曾植连夜登城巡防，命令协统余大鸿与江中楚材军舰夹击起义军，一天就把起义平定。

宣统元年（1909年），沈曾植命日本教习去黄山采取植物标本，又命人采取霍山药材标本，甚丰富。四月，被聘为礼学馆顾问。八月，沈曾植听闻张之洞去世，十分伤心。沈曾植还命举人谢石钦赴日考察税制，回国后编成《日本租税制度及实务序》。

宣统二年（1910年）春，沈曾植忙于处理教案和新军起义余波，并决心清理财政。他上书言国事，却被权臣所扣压。当时权臣亲信戴振到安庆，当局命出巨款招待，沈曾植不予理会，多有得罪。七月，沈曾植感到力不从心，便卸去安徽巡抚一职。十月，沈曾植返回嘉兴，埋头读书，不闻政事。返回故里后，沈曾植专事印书、治文，用造纸官厂仿宋本书纸翻印《白石词》，校刊宋嘉泰本《白石道人歌曲》，附《事林广记》卷八、《音乐举要》卷九乐星图谱于后。并整理审订张百熙《退思轩诗集》并作序。

宣统三年六月十二日（1911年7月7日），沈曾植移居上海戈登路三十三号，期间张元济致函商务印书馆编辑孙毓修，叮嘱他与沈曾植商量替他印书的计划。八月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沈曾植避居上海，与许多保王党在寓所中谋划拯救清王室统治的事情。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沈曾植听闻，向北叩首哀号。

民国元年（1912年）春，沈曾植在海滨建楼，作《山居图》寄意，中外登门求教者甚多。四月十六日，沈曾植赴愚园同人大会，共二十七人。七月，沈曾植出重金购下《元朝名臣事略》。同月移居麦根路十一号。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孔教会成立，祝圣祭品及一切费用，均由沈曾植负责筹备。年末，沈曾植与恽祖祁、恽毓昌父子、郑孝胥等有复辟的计划，与在青岛的前清遗老通声气极频繁。

民国二年（1913年），沈曾植题所居为《海日楼》。俄人卡伊萨林持辜鸿铭信求见沈曾植。

民国三年三月十一日（1914年4月8日），沈曾植回乡扫墓，登烟雨楼作诗多首。六月，沈曾植首倡组织复辟进步党，拥戴蛰居在北京的前陕甘总督升允为党魁。袁世凯连年派人问候，又聘为史馆总纂，谢绝。

民国四年正月十九日（1915年3月19日），沈曾植子沈慈护娶李传元次女。三月二十三日（5月6日），浙江人聘请沈曾植为总编纂主持编修《浙江省志》，提出丛旧志记叙截止的乾隆元年（1736年），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沈曾植致函吴庆坻，商议修志事宜。

民国五年正月八日（1916年2月10日），刚刚自日本返回上海的王国维来访沈曾植，自此常往来于公寓中商榷学问、纵论时事。时正值袁世凯复辟帝制，沈曾植很早就已洞悉其意图，与康有为等密谋倾覆。并为投奔袁世凯、临阵倒戈的西北军阀马安良、马麒所不齿。但他对当时的蔡锷和李烈钧领导的护国运动中的党派纠纷与军队交哄颇为不满，称这和八国联军侵华时的乱象无甚区别。同时升允图谋扶植退位的宣统帝复辟，沈曾植和罗振玉积极为他出谋划策。六月二十六日（7月20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应商务印书馆馆长张元济（号菊生）之邀到涵芬楼中观看敦煌典籍，沈曾植和叶昌炽、张钧衡（张石铭）、缪荃孙（缪小山）、蒋汝藻（蒋孟苹）也受到邀请。沈曾植和伯希和讨论契丹、蒙古、畏兀儿文（维吾尔文）和摩尼教、婆罗门教源流，滔滔不绝，在座的人没有敢打搅的。伯希和还向众人出示唐钞本《舜典》残片的照片，沈曾植大为惊喜，劝张元济影印出版。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8日），因为沈曾植当时已经身体虚弱、难以著述，于是受沈曾植启发、并与沈曾植有着相同见地的王国维创作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售释例》脱稿，在书中他系统地陈述了沈曾植关于音韵学的观点。王国维将沈曾植的学说中值得研究的地方加以深究，并称他的一些观点“出人意外”。一直到十二月，王国维都为沈曾植抄写诗书文稿，将沈曾植的学说与诗文尽力撰编成集。

民国六年（1917年）正月十六日，罗振玉以复辟事致函联系沈曾植，并告知他自己几日内会到上海共商机要。不久，升允到沪拜访沈曾植商量复辟，但沈曾植对升允勾结外国势力、在满蒙活动大为不满，还大骂作两面派的徐世昌以梁鼎芬为马首是瞻。

二月二日（2月23日），王国维再次到沈曾植家，张勋部下也在座，讨论复辟的形势。王国维对张勋抱有希望，直言他并不是毫无魄力。四月十九日（6月8日），郑孝胥、升允（字吉甫）到沈曾植家商议事宜，盼望复辟的沈曾植意图和二人一起赴天津，会面张勋。五月八日，沈曾植应张勋函邀赴北京，康有为、王乃征等同行。次日，沈曾植一行人抵达天津，陈曾寿来见，于是四人同入北京。张勋派员接待，沈曾植和王乃征留宿在法华寺。五月十日（6月28日），张勋招徕沈曾植等人在他的南河沿寓所协定复辟之议，会上主要确定了张勋的领导地位，并分配各人联络各省总督寻求通电支持。

五月十三日（7月1日），张勋拥立溥仪复位，史称“丁巳复辟”，沈曾植被授予学部尚书。不到十二天，张勋的辫子军不敌段祺瑞率领的讨逆军，昙花一现的复辟闹剧最终失败，沈曾植听闻消息后大有殉难之意。六月，沈曾植和康有为避居玉河桥美国使馆半月，勉强以吟诗消遣心中郁闷。月底，心灰意冷的沈曾植前往天津，不久便转投上海。

九月六日（10月21日），应日本首相寺内正毅要求来华刺探政治情况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启程访华，罗振玉想要沈曾植与复辟遗老和他接洽，从而获取日本政府对复辟活动的支持，便积极牵线搭桥，期待沈曾植能借学术之名阐明政治实况，促成二人会谈。九月二十四日（11月8日），内藤湖南到上海，由王国维陪同访沈曾植，二人却只谈论了学术，并未涉及政治。九月二十六日（11月10日），沈曾植宴请内藤湖南和稻叶秀山，章授、陶葆廉、张美诩、王国维、叶昌炽等在座。尽管当时二人相谈甚欢，但内藤湖南并未打算借机达成政治目的，罗振玉的算盘落空。同年冬，沈曾植大病一场。

民国七年（1918年）春，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在王国维的邀请下访问沈曾植，沈曾植赠他书稿。六月十八日（7月25日），妻子李逸静七十大寿，其子因准备祝贺沈曾植与李氏七十双寿便广布公告，征集诗文，因此沈宅门庭若市，庆贺诗文数不胜数。书商送来元刻明补《乐府诗集》一百卷，乃以此为纪念品。秋，沈曾植移居威海卫路二百十一号，题寓楼为“隐谷”，自号隐谷居士，在家筹备亚洲学术研究会。

民国八年二月六日（1919年3月7日），上海爆发流行性感冒，沈曾植一家十七人中病倒八人，都在家中疗养，不敢出家门，妻子李逸静为之奔走操劳，儿媳病死，长子患上肺炎，不久便痊愈，其兄发头疼、咳嗽，所幸沈曾植身体并无大恙。二月十日（3月11日）起，沈曾植着手撰写《月爱老人客话》。二月二十九日（3月30日），沈曾植七十寿辰，海内赠寿文寿诗甚多，沈曾植以自寿诗一一作答。同年夏，沈曾植移居新闸路九十一号，写成《全拙庵温故录》。

民国九年（1920年），沈曾植为日本学者白川省三讲《尚书》。九月，沈曾植中风，神智清楚，年终痊愈。

民国十年四月十六日（1921年5月23日），从弟沈曾桐病死在北京，沈曾植撕心裂肺，痛哭不已，病倒数月。同年末，沈曾植开始卖字画用来自给自足，求者极多不暇接，其中日本人占绝大多数。

民国十一年（1922年）正月，沈曾植病愈。不久又病，病中每日看书，无学不治。五月中旬，罗振玉致信给沈曾植，打算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创办《史料月刊》。闰五月五日（6月29日），清朝遗老聚集在沈曾植寓所，商议抵制吴佩孚取缔优待皇室的事情。当时郑孝胥已经草拟公函，沈曾植认为措辞应当再委婉，而且要外国报纸先评论此时为此造势，但最终还是在上面签了名。六月九日（8月1日），朱祖谋、王国维又到沈曾植家中商量对付众议员李庆芳、骆继汉提案废弃优待皇室条件和撤销帝号的事，沈曾植同意列名于公函。六月十一日（8月3日），沈曾植与夫人李逸静结婚半世纪，按故乡风习再次点亮花烛。七月十五日（9月6日），由于疟疾再次复发，沈曾植得到樊增祥的诗便和以七律五首。十月三日（11月21日），沈曾植逝世，享年七十三岁。十一月七日（12月14日），宣统帝颁下谕旨，赐沈曾植“硕学孤忠”匾额。十二月七日（1923年1月2日），浙江通志局为沈曾植举行公祭。

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1923年12月13日），沈曾植葬于祖茔侧南门外王店榨篰村。

沈曾植主张经世致用，在洋务运动时期，他就积极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书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李鸿章，请速定练兵事宜以备战守。洋务运动失败后，他又支持维新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他也意识到了体制与思想上的弊端，因而从文化入手、从育人入手、从学术立场入手干预时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沈曾植为刘坤一拟定一份关于变法的奏稿，主要包括十项内容设议政、开书馆、兴学堂、广课吏、设外部、讲武学、删则例、重州县、设警察、整科举并提出“务财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的十六字纲领，集中体现他改革思想。

沈曾植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后，与盛宣怀一起商讨公学之人才、科目、考试、教习等重要问题，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都体现了沈曾植的长远眼光，也是他思想不断进步的表现。虽然次年他就因调离任，但他对教育的重视和热情却丝毫不减。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沈曾植赴日本考察学务，对于穗积博士的学说以及伊藤博文的宪法义解参悟深透。他意识到有条件、有选择地接纳、吸收外来思想文化的同时，依然保留本土的传统文化，从而集新旧思想于一炉，可谓“虚往实归”。受到启发的沈曾植开始在施政中采用这种模式，效果斐然，世人称赞“新旧咸和”。两年后，他派弟子谢凤孙等赴日本东京考察该国租税体制的沿革流变，意欲整理出整个东亚地区的租税法的统系，并希望参照欧洲税制而达到变通改进的最终目的。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安徽巡抚恩铭被刺杀。安徽境内民情骚动，局势动荡不安。为了稳定局势，时任的安徽提学使沈曾植以“考论学术”为名，把当地的名士如方守彝、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招揽起来，并设立存古学堂，这些文人都是安徽籍人士，在当时享有颇高的声望。他们出山对稳定局势、安抚民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皖学在曾国藩驻皖数十年后再次达到鼎盛。沈曾植还以宋儒读书日程为蓝本，借鉴外国大学高等教育制度，实行“有研究而无课本，有指授而无讲解”的教学方法，弘扬了自由研究、相互探讨的学风，并为古学注入了新鲜血液。

沈曾植是一个思想较为开明的士大夫，主要表现在他对待变法改制的态度上。他主张革新祖宗之法，并积极支持、热心参与。在目睹中法战争时官员的腐败后，他逐步在向资产阶级改良派靠拢，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经过沈曾植的修改后呈递光绪帝。随后朝野大哗，将被逮捕，沈曾植极力营救使得其得存全”，沈曾植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认为康有为为可造之才，并赞同其上书变法的精神。然而，沈曾植的变法思想与当时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并非完全一致，他不赞成激进的变法，而是主张从长计议。因为屡次上书皇帝，康有为在京城追捧者不计其数，沈曾植对此不甚了了，同时他也看得清局势，故与黄绍箕劝其康有为以金石碑版自遣，多加磨炼。由此可看出他处理事务时的沉稳、冷静，以及对时局事态的持重。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后，中日《马关条约》签订。面对这样的危机局势，沈曾植主张借外款兴办实业，并建议借英款修筑铁路。这一主张得到李鸿章等人的极力赞同，并拟合奏此事，但被朝廷的保守、顽固势力所阻遏。经过此次事件，沈曾植更加意识到变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此时，康有为积极筹划京师强学会，沈曾植欣然加入，担任正董。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七月，沈曾植因为母丧丁忧。十月，德国派兵侵占胶州湾，借着吊唁韩太夫人的机会，康有为拜见沈曾植，谈及此事。因处丁忧，沈曾植不便直言政事，于是建议康有为再次上书皇帝，言变法之事。在征求沈曾植的意见后，康有为上万言书，重申自强变法，以此揭开维新之大幕。次年三月，沈曾植护送生父沈宗涵及韩太夫人灵枢离京南下。临行前，沈曾植告诫康有为吸取唐顺宗时永贞革新的教训，警示康有为对待变法务必谨慎小心。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颁《定国是诏》，但沈曾植认为应当循序渐进，不应操之过急，得罪守旧派利益，他认为康有为太过鲁莽，失去了最好的时机，变法必将失败。随后，戊戌政变爆发，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沈曾植因同情维新人士，有《野哭》五首怀刘光第。

沈曾植被王可庄、郑孝胥、陈衍标榜为“同光体魁杰”，故于“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主张与“三元说”也不反对，他为诗尊朱彝尊，出入于杜、韩、梅、王、苏、黄之间，不取一法，亦不坏一法，其于诗学主张主要为“三关”说和“雅人深致”之说，他作诗基本围绕这两个观点。

1.三关说

“三关”来源于陈衍的“三元”说，见《石遗室诗话》卷一：“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唐玄宗统治时期，期间有李白、杜甫、王昌龄、王维、高适、岑参等诗人较为出名），中元元和（唐宪宗统治时期，有孟郊、张籍、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贾岛、元稹、李贺以及李绅等诗人活跃），下元元祐（宋哲宗统治、高太后摄政时期，以苏轼、黄庭坚和王安石为代表）。”沈曾植认为“三元”是三个诗歌强势，是文学史上三个诗歌相对较盛的时代。而“三关”本是禅宗的修道历程，沈曾植借之以喻诗，即表明诗也是一种道，也要如修禅一样潜心研习，在逐渐积累的过程中一关一关通过，三关俱通，诗便可臻于化境。这是沈曾植在潜心佛学与诗学时悟到的二者关系。“三关”顺序与“三元”不同，为逆时而上：元祐、元和、元嘉，元嘉为最高境界，即沈曾植“活六朝”之意。诗学“三关”与各个时代的主流学术有极大的关联：元祐时期儒学发生新变，经学进入新时代，摆脱前代注疏的传统束缚而直承经典本义，重在发挥经典之微言大义，形成与汉学相对的宋学；元和时期，经历初盛唐大昌的佛学，逐渐冷却，与儒学逐渐融合并共同影响文学创作，原来的汉学在此时也发生变化，传统意义的经学家在减少，士人普遍重视诗歌辞章而非学术专著，这与唐代的科举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学人诗人多二而为一；元嘉时期玄学炽热之后与佛学融合，儒学和佛学也初次碰撞，这是一个儒、佛、玄三道共存交融的时代。这三个时代的主流学术与诗发生的联系，便是沈曾植“三关”说的依据。沈曾植以学者兼诗人的独有眼光把握时代、诗与学术的关系，并提出通三关的途径，要实现二者新诗与玄诗的融合，而且是思想层面的融合，此外还要深入理解《论语》皇疏，即对儒学的掌握，综其意，沈曾植认为只有实现儒学、玄学、与诗学的内在沟通与融合，才能达到诗歌的最高境界。

沈曾植认为“元嘉”关为第三境界，最难通过，而“三关”中之元和，其实就是一个枢纽，它作为一个中介上承元嘉，下启元祐，其前总结六朝学术文化，其后则开端宋诗，唐宋诗风至此始为分界，不法盛唐，其实多学杜、韩。元和学术亦变汉学而趋于宋之理学，故元和在从元嘉到元祐的发展中承前启后，于诗学，则在从元祐到元嘉逆溯而上的过程中充当中介，实现二者之间的跨越，完成理学到儒、佛、道三教合流的还原。这种溯源是诗学的反祖，却非拟古。元和的重要地位如此，陈衍也给予重视，故其“三元”说亦以元和为诗学中介。

2.雅人深致说

在《止庵诗集序》中，沈曾植分析了“雅人深致”的含义，他认为“雅人”就是雅材，也就是君子，名异而实同，都是有学识、有修养、道德高洁、关心天下国家的士人；“深致”就是要通古今世事，明白其中道理，体会其中深意。可以看出他对“雅人深致”的解释都以儒学思想为立足点，以儒家教义为延伸，故而他在序中提到十分欣赏温柔敦厚的雅诗，雅诗自有深致，是“五至之道”。“五至”者，“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符合“五至之道”的雅诗，也就符合“经夫妇、成孝经、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儒家诗学精神，关乎天下国家、民生大计，是诗家第一义谛。

沈曾植的诗歌内容丰繁庞杂，涉及经、史、佛、道等各种学术，形成其生涩奥衍（精深博大）的特点。同时他又博取众家，不专一朝，诗歌表现出多种风格，且境界高远，为当时诗人难以企及。其诗经学成分很重，化用儒家经义以为诗，将经学典故融入诗中。韩愈开以文为诗之先例，宋诗继承并光大之，清末宋诗运动以学宋为主，继承了这一特点，沈曾植诗中的经学成分是他诗歌艰涩的一个方面的表现，也是形成他“生涩奥衍”一派诗风的原因之一。

沈曾植《海日楼诗》十二卷，其中许多都涉及历代历史、地理之学，有时甚至诗歌的主要内容就是史地学方面的见解和阐释，而不是寄托个人情志的作品，这些诗多少有些枯燥，是沈曾植“生涩奥衍”诗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奠定其学人之诗基调的主要依凭。沈曾植还有许多诗也是真正的诗人情怀之作，并不诘屈聱牙，也没有学问气，充分表达了诗人情感，属于清新自然的一类。如《为人题晴川阁图》，前面写景论诗，气象非常博大，只有最后一句才点出画的存在——“一点归帆入混茫”——巧妙的玄思，让前面的描述于此归于无形，即为画中之景，又是诗人之意，蕴含着一种哲理的意味，入佛出庄，却并不晦涩，反而有一种与画境的契合，或者应该说是诗境的创造提升了画境，诗为画增辉。沈曾植还写了几组西湖诗，都是明白晓畅的作品，是“不隔”的好诗，他的这些诗有意追求谢灵运山水诗的境界，有的也有玄佛之意，但却是诗中的有利因素，并没有因此而使诗歌显得晦涩盘硬。

沈曾植还援经学、佛学、玄学、史地等学术内容入诗。在沈曾植的诗歌作品中，这些内容并不是孤立存在于某一首诗，而往往是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交相辉映，相互证发的状态，之所以分别论述是为了更方便、清楚、直观的考虑。沈曾植对学术成竹在胸，运用自如，在他的思想中，已将各种学问相互联系、融合在一起，为诗时，信手拈来，不刻意裁剪，以其博通之学识，为诗故可游刃有余，轻松驾驭。沈曾植认为学术并无界限，玄学、佛学、儒学、理学，仅仅是在具体时代表现出的概念的不同，它们在参与诗歌、诗境的创作过程中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诗歌可以上升到诗情学理有机结合且相互印证而不矛盾的境界，这是沈曾植对于“以学问为诗”的继承和创造性发挥，也是他为诗的追求。

沈曾植早年用力最勤，刊行著作传世较多的还是关于辽金元史、四裔（四方边远之地）地理方面的研究。他早年就有志于研究蒙古史地。在以应科举求功名为首务的时代，他能排除家贫、无师等各种困难，专心于这种繁难而无功利的学问，可以看出他早年就有从事学术研究的爱好和藉此经世致用的思想。他在无师请问的情况下，借助于精读前辈学者的著作，在学术上打下了结实的根基。自清代中叶以降，在经学考据向史学考据的转折过程中，沈曾植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代表，这正如王国维所言，沈曾植以自身的学术实践和学术影响，充分证明了他在近代学术传承中“继承往哲”“开创来学”的卓越地位。

在史学思想上，沈曾植承继清代中叶以来“六经皆史”的学术论题，将经、诗陶铸于史，直接促进了近代史学思想的更新和史学研究领域的展拓。同时，他通过汲取和提升清代考证学方法、关注海外学术成果，以自身的学术实践，为近代史学研究开示了会通中西、推溯源流的学术轨则。

沈曾植“学术经世”的思想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一直追随着时代、学术发展的前沿，但他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仍然没有脱离乾嘉以来的考据学，包括音韵、训诂、校勘、注释等等方面。同时，沈曾植经常与友人通信来发表其政治见解、政治观点，以及他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心，他所表达的观点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道德、文化，传统的经学思想，他所表达的政治观点仍然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秩序与价值。但是他所做这些的核心仍然是要维护传统的道德文化，传统的秩序价值。沈曾植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建立在传统考据、传统道德文化之上，结合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维护传统的秩序价值。因而，沈曾植在治学方面，就很明显的体现出传统的考据、经学与西方先进的技术、知识、方法相结合的特点，其中主要还是以传统经学、考据为依托。

在研究方法上，沈曾植他重视民族与语言的分析，利用边疆碑刻资料，参用图史互证等，从而使边疆史的研究在更大程度上与西方汉学日渐融合。进一步来说，沈曾植的边疆舆地学研究还是运用的传统的校勘、训诂、注释等方法，只是他在整理、校勘边疆著作的时候更加重视对域外材料，以及对西方先进的地理知识、地理技术的运用，注重学术与时代接轨，及时的把握学术前沿。

在边疆舆地研究上，沈曾植以涵通古今的学术通观，扭转以往集中于元史补篡的学术倾向，从时空维度上开拓了边疆史研究的领域。最为突出的两部著作就是《蒙古源流笺证》与《元秘史补注》。《蒙古源流笺证》是第一部系统整理、校勘、考释《蒙古源流》的著作，周清澍指出“笺证实有开创明代蒙古史研究的功劳。”沈曾植不光对涉及的历史事件进行梳理考证，同时还对涉及到的地名、人名、地理范围和方位等进行考证。在校勘、考释时，沈曾植还能够熟练地运用音韵对音转音，文献互证、补证，舆图与文献相互参证等方法解释、补充、考证书中内容，论据充足，论证充分。特别是在边疆地理的考订时，引用一些西方的域外材料及地图，结合国内的传统文献进行比对，以求确定其准确的位置或方位。沈曾植还根据书中的内容广泛的征引佛教经典、官方文献档案、私家著述、舆地图、域外舆图文献资料，使得考证内容详实丰富可靠。这反映出了沈曾植广博的知识储备，并且能够灵活地运用于考订之中。

除蒙古史和元史以外，沈曾植不同于同好的前辈和同辈学者，后来他将其研究范围扩大到四周的舆地情况，自西藏、西域、南洋商贸往来沿革并延伸到史事。世界大势，莫不洞然于胸中。他关心于边疆各族，最早注意到并研究了唐朝樊绰有关南诏史的著作《蛮书》，作校注十卷。关于南洋各国的研究，他对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以新旧各国证之，以考见南洋各岛唐、宋迄今之航路，并考见西洋人所建商埠，亦即古来商贾汇萃之区。据《遗书目》，他还有晋、宋释法显《佛国记校注》一卷，宋赵汝适《诸蕃志校注》一卷。

复古是整个清代学术的大势，作为清代学术的参与者，沈曾植无法逃离于这一趋势。其书法也是如此，复古的观念思想贯串沈曾植整个的书学思想，以他硕学通儒的素养，没有“古”作为背景依托，他的内心“便觉机阻不安”，“古”成为他的安身立命之所。从张裕钊、包世臣，到米芾、黄庭坚、欧阳询、唐人写经，再追溯到钟繇、索靖、汉碑、流沙坠简，走的是一条由今入古的道路。通乎古今以为变可以说是沈曾植书学的宗旨。沈曾植贯通了各种书体的联系，其今从“复古”是为了“通今”，他以古为变，以古为新，注重书法形式上的变化，注重参势而姿生的结果。

沈曾植具体的书学思想前后则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早年研习传统帖学，这与他的家学渊源有着很大关系。沈曾植母亲出身官宦家庭，精通诗书，书法出自欧、赵等帖学一路。他还深受包世臣的影响，接受包世臣“备魏”可以“取晋”的观念，并笃信黄小仲的“始艮终乾”和包世臣的“中画圆满”之说，于用笔的方法用力甚多，对唐代的张怀瓘《药石论》中的“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馀裕”最为心仪。后来因碑派书法对当时书坛的冲击，加之金石朴学的兴盛，自身又精通金石文字学，故激发了沈曾植对金石碑版的浓厚兴趣，其书法实践自然而然受到影响，随即由传统帖学转为当时颇为流行的碑派书风。沈曾植即由帖入碑，偏好张裕钊的书法，对《张猛龙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崇，于结体注意颇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他渐渐地将精力转到书画上面。但那时他对帖有些生疏，在《旧拓圣教序跋》中自认为“性乃不近”。晚年则碑帖相融，讲究会通，沉潜于古今嬗变之理，持论精微，常发前人未发之论。

1.碑帖兼融、汇融南北

嘉道以后，由于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影响到书法领域，出现许多擅长写碑风格的书家。与此相呼应的是书学界则出现阮元的“北碑南帖说”，提倡学碑。再经包世臣的阐扬，蔚然成风。风气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对于“碑帖孰尊”这一书法史观的核心问题，沈曾植未曾直接表明态度，他首先肯定了尺牍与碑版二体。将南朝书分为三种类型：写书、碑碣、简牍。（碑碣南北大较于楷法中犹时沿隶法。简牍为行草之宗，然行草用于写书与用于简牍者，自成两体。）他没有机械地将碑与帖以南北地域为界划分。如，南碑中的《爨龙颜》、《爨宝子》等石刻并不流媚，而北碑中也有不少粗劣之作。沈曾植将南北书法看成一个整体，认为二者各有所长，应取长补短，将南北结合，而非将其对立分割。此外，对于北朝书法的发展脉络亦有清晰的论述。沈曾植论书敢于发前人所未发，时常将北碑与二王对比结合：“《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刁志》近大王，《张碑》近小王。”甚至将章草比作隶书：“《急就》是古隶章草，《月仪》（《月仪帖》）是八分章草，右军（王羲之）父子则今隶今草也。”由此，可见沈曾植有着过人的审美眼力和独到的书法史观。

沈曾植既不鄙薄南帖也不轻视北碑，认为南帖和北碑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并竭尽全力去搜集南北交融的书法作品，去证明碑学和帖学之间存在差异的同时也有一定的联系与交融，并不是壁垒分明，水火不容的，认为前人所提倡的唯碑是尊与唯帖是尊都是偏颇的。最终为自己所提倡的碑帖融合，南北汇通找到理论方面的支持。

2.异体同势、古今杂形

沈曾植为学兼及汉宋，于书学既重考证及相关的历史渊源关系，亦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他对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势，如在《论行楷隶篆通变》中认为：“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这就是他独到“异体同势、古今杂形”观，在清季碑学运动中属于新理妙发。二是重形，如他认为“逸少学钟书，最胜处可证得于势巧形密。”又如他对卫恒《书势》中“修短相副，异体同势。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这十六字相当推崇，其晚年书法风格正是如此。三是重笔，他对《书势》中的“奋笔轻举，离而不绝”一语非常认同，于用笔的提按起伏、藏锋油颖体悟甚多。他多次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蔡邕亡隶以波发。他还认为钟繇用笔最曲，王献之最直，王羲之曲直相宜。钟繇的曲对他晚年书风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这与他为学雅尚险奥，清言见骨相一致的。

3.强调用墨观念

在书学思想中沈曾植也很重视墨法在书法创作当中的巧妙运用。他在《赵硬笔浓墨董柔毫淡墨》中说：“永叔书法取弱笔，浓磨墨以借其力。余见赵迹佳者多硬笔浓墨，迄明嘉隆犹然。董书柔毫淡墨，略无假借，书家朴学，可以谓之难矣。”沈曾植针对以上两位书家在用墨方面所推崇的观念，对笔的性能与墨色变化类型之间存在的联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在书法创作时可以充分发挥墨色的枯湿浓淡，使整幅作品充满情趣、灵动，富有意蕴。他又在《墨法古今之异》中提到：“自宋以前，画家取笔法于书。元世以来，书家取墨法于画。今人好谈美术，此亦美术观念之相通也。”他强调书法创作可以借鉴绘画中的墨法，使书画相互沟通借鉴实现书画笔墨观念的融通。这正是碑帖融合和异体同势的思想在用墨方面的拓展。

沈曾植还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问题。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转笔势，突然毕露”；在隋《杨厉墓志跋》中认为“书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他对拓本的精确与否也十分关注，如他认为《国学本定武兰亭》“极圆润，而未免轻弱。然刻手极精，纤锋华见”；认为《旧拓定本兰亭》“刻工亦颇能传之，殆非天水时代良工不办山”等等。沈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于一炉，与他能敏锐地感觉到砷帖背后刻手问题有着大的关系。

沈曾植书擅各体，书风与众不同，在清季尤为突出。章士钊评为“奇峭博丽”，其奇峭处在善于借章草隶势，翻覆盘转，跌宕沉雄；其博丽处在由博返约，新理自出。张惠仪将沈曾植书法分为三期：学帖时期（1881-1910年）；融碑入帖时期（1911-1920年）；“博取众长化为我用”时期（1921-1922年）。他初学包世臣，复取法于邓石如，晚年转宗明末书法家黄道周、倪元璐，对简牍、唐人写经、“二爨”、索靖、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黄庭坚、倪元璐、黄道周都有所取法，碑帖结合，兼容并蓄。因而其书风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在未中举之前，沈曾植学书以晋唐小楷为主，即所谓的“馆阁体”。以至于沈曾植晚年在回忆时还为“馆阁体”辩护。沈曾植家曾藏有《明初拓灵飞经》，后因家贫典当予人。他晚年还记忆犹新，称：“记其神采，宛在目前。”在《墨池玉屑本跋》中忆及幼年学书之事，曰：“此《玉虹》临本，余丱角所习。甲子沧桑，万事都尽，此数叶不意犹在，乃装诸此册中。”

沈曾植由帖入碑时，经历过中晚年的徘徊阶段，正是在寻找表达“古意”的手段。既要出新，有要备复古之意。所以，他找准了以“新理异态”而著称的黄道周和倪元璐作为师法的对象。此期间，对魏晋以后的写经、汉简及钟繇的书法也进行过研究。此时最用力的还是碑，如《郑文公碑》《中岳嵩高灵庙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其中对沈曾植影响最大的还是《爨宝子碑》《爨龙颜碑》。此阶段，沈曾植也学章草，范本为张芝的《秋凉帖》和皇象的《急就章》。沈曾植五十一、二岁时取法欧阳询、黄山谷比较多；五十五岁前后，取法虞世南、褚遂良较多。

宣统二年（1910年）是沈曾植开始较全面建立个人风格的一年。此年，沈曾植在题《伊川击壤集跋》《曹恪碑跋》《李澹园先生叱犊归耕图卷跋》三跋时，纯用米芾笔法，驾轻就熟，非常老到。他从米芾“意态纵横”的书风中，悟到了“八面出锋”的用笔方法，验证了黄小仲的“始艮终乾”之说，将米芾的“刷字”转化为“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达到“意态纵横”的目的，实现了他“备魏取晋”理想，正这是沈曾植书风形成的关键所在，也恰好验证王蘧常把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的说法：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庵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又见为予外舅沈仲殷写佛经卷，当时诧为精绝者，亦不能过安吴轨辙。”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民国四年（1915年）以后，他选择了更鲜为人学习的对象，包括了汉简、写经、“二爨”、《中岳嵩高灵庙碑》、章草等。

沈曾植晚年是他创作的顶峰时期。此时的取法更为广泛，于汉碑、魏碑、章草、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颜真卿、怀素、杨凝，无不化用。在这时，沈曾植以六朝碑版的体势，“悬臂拓大”，探索章草写法，将汉简的韵味融进锺跋，索靖书中。马一浮在《索靖月仪写本跋》中称：“沈寐叟晚年寝馈于此，得其笔势，遂横绝一时。”晚清章草的复兴于元明不同之处，即是沈曾植这种大字写章草的办法，一改过去小字稿草的规矩，古意未变，而金石之质更厚重了。同时他在用笔的提按方面受包世臣的影响很大。他还经常临习一些冷僻的碑版，他常自称“书学深而书功浅”，晚年遍临诸碑帖算对“书功浅”的弥补。实际上，他到最后还未完全定型化，仍在探索之中。

沈曾植以北碑传统为基点，在深入到书法艺术的表现的深层内容之后，沈曾植在以方笔作行草书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尝试。他的方笔斩截、锐而不峭、厚而不滞，见出极强的驾驭功底。他以方笔顿挫带动行草书的连贯意识，把具体的连贯按照顿挫间隔成一组组意的连贯，在其中，既有古代章草的某种结体意识，又有努力求空间开张的横向宕开，更有方线条棱角、锋尖在不断交替过程中的勾连吻合之美，这种种出众效果都是在流畅的挥洒过程中自然呈现，而不是刻意做作而成的。

在用笔方面，沈曾植古拙奇侧，根据沈曾植弟子王蘧常回忆：“沈曾植写字时，转指左右，盘旋飞舞，用方笔翻折跳宕，起笔露锋直进，收笔波磔分明，横画高昂后再反折带生拗的特色。”沈曾植在行草书创作时，喜欢尖锋起笔，收笔时波磔挑起，呈锐角状，圆形和锐角融合在每一个笔画当中，给人苍茫浑厚、稚拙古朴的视觉冲击力。他的这种用笔使其行草书起笔灵动轻巧，收笔宽博厚重，节奏感极强而妙趣横生。运用方笔、侧锋是其行草书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沙孟海曾对其评曰：“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他利用方笔来写转折以改变今草转折时圆转的弊端，以顺锋直入，侧锋取势，表现出侧锋笔道，写到转折的地方提笔转换锋面或把笔锋调成中锋，尽量使笔锋的各个锋面从不同的方向与纸面接触，从而达到中锋侧锋自由转换的目的。有时还在转折处重新复起一笔，构成笔断意连的视觉感知；行笔时左右倾斜度较大，尽可能使笔画表现出方向和角度的变化并利用侧锋取势强调线条的波动，以增强草书作品笔姿的灵动性，虚实对比强烈，字体结构严谨而又欹侧跳宕，用笔生拙，使整幅作品显得恣肆跳宕，奇态横生，与帖学下的优雅、流畅、平稳的行草书完全不同。

沈曾植的行草字形结体错落缤纷，正欹相间，面貌奇肆而韵味醇古。具体体现在他将内擫与外拓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内擫与外拓是书法中两种不同的结体。沈曾植在书法结体上将内擫与外拓巧妙的融为一体是其碑帖融合思想的具体体现。因此，在沈曾植的行草书作品当中会发现，其字体的横画多内擫，给人一种跌宕起伏的感觉，竖画则为外拓，在仅有的结构空间中奋力向外拓张，以强调开张的体势。结体跟点画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一般情况下，内擫结构是向内收，点画只能细写，外拓结构则向外拓展，点画须写粗。沈曾植则在点画上进行相应的改变，凡是内擫的点画均写细，外拓的点画写粗。粗细相间，使结体显得不仅凝重浑厚、沉着痛快而且变化丰富、逸趣横生。同时沈曾植在行草书结体上还注重强调在圆形的基础上表现锐角的写法，使整幅作品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给人的感觉是：“外拓结构张力最弱的四个角上表现锐角，不仅可以占据更大的空间，使字形变的更加开阔。而且这种锐角以强大的向外迸发的张力，彻底改变了原先钝角内倾和温和的特征，赋予字体以雄奇角出的生命意态。”

沈曾植因性喜章草，其行草书有浓厚的章草意味，所以字跟字之间的牵丝映带较少，但是每个字的结体形态各异，且多为字体上边宽阔开张，下边紧凑收敛的不稳形态，能给人一种古拙朴稚和奇险跌宕的感觉。跟其他书法家相比，他更喜欢偏重于展现笔画的生拙和结体的奇肆，“拙”“生”“不稳”这三个词准确的概括出了沈曾植书法的精神内涵与艺术特点，而“犯险”一词更堪称其书法的传神写照。他大胆地运用“抽锋”“卧笔”之类的手段，如果用正统的眼光来看，觉得有些偏胜；如果用新理异态的效果来看，恰到好处。成就与吴昌硕相伯仲。融汇碑帖之学，博取厚积，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碑学的表现力，代表着碑学的发展高度。

沈曾植研究佛学始于四十岁前后，晚年致力尤勤，造诣非时人相比。杨仁山居士研究佛教唯识学，即得自沈曾植的启发，杨仁山弟子欧阳竟无曾向他请教唯识佛学。晚清佛学唯识学的一度复兴，并不只是宗教信仰意义的，相反更是文化、社会意义上的。沈曾植认为佛学义理有助于世道人心的转化，并在自己的著作里试图借助佛学义理达到以救助世运、人心的社会改造目的。

沈曾植对唯识学的研究与重视以及所见所得，表明他是时代学风的“预流者”。而且，沈曾植对佛学的研究并不拘虚于佛教所谓十宗八门的门户派别，于诸家学派无一不深入探究，对儒佛异同，更能会通。他在《频伽精舍大藏经序》一文中，说“佛教为穷理尽性”之学，是“智周法密，义绩语圆，约示一心，广诊万法，涵盖空有，师表天人”的大学问在《记说无垢称经跋》一文中，强调了佛家的“大悲渡世”的情怀。在《石芝居士序》中阐说了念佛三昧的真谛，揭示了与其他佛教宗派的关系，是学佛的不二法门。《无著天亲之大乘五部经论》札记，认为《华严经》《方等经》《般若经》《法华经》《涅槃经》等大乘五部经典，弥勒宗皆有论释，惜其学蔽于唯识十大论师，后世无能发挥诸论宗纲、施设法门者。《曹洞与唯识学》指出禅宗曹洞宗与唯识学的思想关系，研究唯识要参照曹洞宗理。

沈曾植所治学问的门口虽然繁多，但其中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史”的方法。在沈曾植以前，很少有学者把佛教经典当成史料来看待，而沈曾植用自己驾轻就熟的乾嘉考据学方法，对这部分佛典进行了细致的考究，这样一方面开拓了考据学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对待佛教从宗教信仰向学术研究转变的进程，开启了“佛学研究中的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转向”。早期佛教经典卷快浩繁，并且由于牵涉到大量古代印度的风俗、地理知识，阅读难度很大，需要极其深厚的考证功底才能梳理出大致的脉络。更何况里面所论述的“极深研几”的哲学内容，使常人避之唯恐不及。沈曾植曾考订释遂牟尼的生灭时间，他将所有的说法列出并考证，最后表示所有的说法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加上印度古史本就暧昧不清，因此只能采取摘置问题的态度。他对历史主义方法的严格运用，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精神的绝不苟且，极具现实意义。对于神会在禅宗史上的重要性，沈曾植早有论述，甚至还分析了神会一支之所以涯没无闻的原因：“法海撰《坛经》，于神会多毁词，其人盖反对菊泽宗徒者。南宗之克胜北宗，为人王崇重，实赖会力。会下法嗣十八人，传化遍南北，岂洪州所能比哉……薄泽之受诬多矣……薄泽宗之徒，盖谨守达磨不立文字之训者。机缘语句非所尚，故无后述也。”其《南朝寺考序》还考说了南朝江南佛寺的发展史。

沈曾植对于佛教各宗派的态度与其治学态度一脉相承，不偏不倚，一视同仁。比如，沈曾植把大乘、小乘佛教置于平等的地位，试图融通两者：“无色界天：一、空处；二、识处。空，即空宗之空；识，即唯识论之识也。小乘极深研几，影响于大乘者不少。于是知以拜菩萨、诵大乘经，为大小二乘之别，为达观通论也。”沈曾植一向不认为大、小乘佛教有本质上的区别，“《阅藏知津》，于天亲菩萨所造《遗教经论》下，述曰：‘此经，本是小机所见，属《阿含》部。而天亲以七分解释，建立菩萨所修行法，则是开小成大。’《智度论》缘起十：‘复次，佛欲以异法门说四念处，异法门说五众。’是龙树之开小为大，亦即大乘之本旨也。”两者各有所长，“罗汉是出世法，菩萨是世间法。”因此“愚意释迩乃否定外道者，非否定吹陀者。”对待中国佛教各宗亦是没有偏颇，沈曾植没有像很多佛教学者一样强分各宗各派之高下，而是跌出判教立场，采取了全新的视角：“禅宗、净土宗、戒律宗，为北方实际的佛教。三论、天台，为南方理论的佛教。此《华严》，为缘起论宗南《法华》，为实相论宗《华严》五教十宗，天合五时八教（稻叶圆成《佛教地理》），此论影响。”

在宗教史研究上，沈曾植打破对佛教、道教的纯粹信仰，使用严格的文献考证和逻辑分析方法，把宗教典籍还原为严谨的史学研究的材料，使宗教史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他在广泛搜集宗教史料、甚至是海外资料的前提下，探幽索隐，钩稽佛、道教的演化蜕变的真实历史，其在具体领域的学术见解，犹值得珍视。

沈曾植在晚清先后任职刑部贵州司员外郎、刑部江苏司郎中等，在刑部工作约18年，研究古今法律甚有心得。光绪六年（1880年），沈曾植任刑部主事后深究古律令书，由《大明律》《宋刑统》《唐律》以上治汉、魏律令。刑部尚书薛允升推他为律家第一。尝为薛作《汉律辑存》，其书已失，《文集》中存其《凡例》，可以见沈曾植古律学说。《影宋本重详定刑统跋》则是考订版本之作。《高进宝狱辞》，是论今律而融以《春秋》《周礼》经意者《书张氏二烈女事》，揭发军阀时期所谓法律的反人民性及其过恶。《文集》外沈曾植的古律专著由《补晋书刑法志》一卷。

沈曾植一生藏书颇富，先后积书达30万卷。其旧藏图籍上，常钤“延恩堂三世藏书印记”“延恩堂印”“广道意斋收藏图籍印”“潭月山房书印”“春明故书承平旧物”“月午山房藏书”“寐叟图书记”“春波沈曾植珍藏图籍书画之印”等印，其中“延恩堂”藏书涵盖了沈曾植、沈曾桐两兄弟的藏书。“延恩堂”为沈曾植家三世（曾祖父沈叔埏、祖父沈维鐈）藏书之室名。后经太平天国之乱，延恩堂藏书大半散佚，仅存五百来卷。所以，海日楼后来的藏书基本是沈曾植兄弟中进士后，慢慢积累起来的。他在京师十八年，虽常阅厂肆而购藏不多。南归羁旅扬州、武汉、上海以及外任赣、皖等地，则逐渐多起来，遇有佳本，辄必求之。晚年蛰居海日楼，与叶昌炽、缪荃孙、傅增湘来往密切，得宋元明椠本若干种，方志和乡邦文献百余种，康熙、乾隆刻本为最富。

沈曾植还编撰有《海日楼藏书目》1册抄本，著录古籍书1000余种，多题跋之作。台湾中央图书馆编选的《善本题跋真迹》里即收录有经沈曾植批校的善本有38种，全书共收1063种，约占3.5%，足见其沈曾植藏书之精，眼力之高。

表格参考资料：《＜寐叟题跋＞研究》

沈曾植收藏碑帖、书画亦为大家，编有《海日楼题跋》，共有跋文269题，480余篇。从跋文内容来看，《海日楼题跋》所跋之物，能够反映沈曾植金石碑帖收藏的来源、数量、品相、价值以及沈曾植关于书画艺术及碑帖庋藏的精辟见解。据统计，沈曾植所收藏的名品碑帖就不下数百种，有些藏品还不止一件。例如，他在跋《万历宫铭》时言“平生虽屡见旧拓”，在跋写《覆刻安本书谱》时言“余藏《书谱》数本，惟此册箧衍相随，舟车无间，盖年余年于兹矣”可见沈曾植仅所藏的孙过庭小草《书谱》的刻本就有数本。沈曾植所藏的《曹恪碑》《礼器碑》《葛祚君碑》等汉代名碑之拓本也均不止数本。他所收藏的《兰亭集序》更是多样、多种、多版本，如东阳本、降帖本、秘阁本、开皇本、玉枕本、定五本、明刻褚临本、三希堂本、天一阁神龙本等无不囊括。

沈曾植的藏品大多品相上乘。在他的藏品中，既有年代久远的宋拓，也有海内公认的孤品；既有名家之真迹，也不乏传世之名刻。据沈曾植《海日楼题跋》记载，其所藏之名帖中被定为宋拓者有《宋拓东阳本兰亭序》《宋拓降帖本兰亭序》《宋拓秘阁本兰亭序》《宋拓禊帖九种》《十三行》《乐毅论》《修内司本十七帖》《黄庭经》《寿光本圣教序》《南宋拓本圣教序》《书谱》《褚登善哀册》《大观帖》《淳化阁帖》《泉帖》《降帖》等数十种。其所藏的南宋拓《姑孰残帖》、初拓隋《宁贙碑》、明拓唐《圭峰定慧禅师碑》等，从版本角度看，均应列入善本。尤其是《姑孰残帖》，刻于南宋淳熙年间，全帖未见著录，海日楼旧藏是册，凡十五开，包括陆游、苏轼、苏舜钦三家作品，民国初年归沈曾植。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并已被收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2018年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金石书画》中有《海日楼旧藏碑帖专题》，选刊了浙江省博物馆藏沈曾植旧藏的拓本52种，上海图书馆藏沈曾植旧藏的拓本5种，嘉兴博物馆藏沈曾植旧藏的拓本1种，共计58种，基本上可以窥探沈曾植碑帖庋藏之风貌。在这些沈曾植的旧藏中，名帖有钟繇《宣示表》、王献之《洛神赋》及《淳化阁帖》《澄清堂帖》《真赏斋帖》《停云馆帖》《至宝斋法帖》《快雪堂法书》《玉虹楼帖》等，涵盖了历代名帖之精品。名碑则有曹魏《皇女墓记》、北魏《张安姬墓志》、北魏《刁遵墓志》、东魏《高湛墓志》、旧拓唐《昭仁寺碑》、旧拓唐《李靖碑》及《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文林郎爨君墓志》、《大证禅师碑》等。

他书画收藏的精品有文徵明、董其昌、唐寅、刘墉等名家之作。与当时几个影响力比较大的藏书家傅增湘、缪荃孙、张钧衡往来甚密。所藏之书，在其去世后，于抗日战争期间，其养子沈慈护以20万元售于陈群，一部分由沈慈护、媳劳善文于1957、1958、1959年捐给了浙江省博物馆与嘉兴市博物馆，藏书印有“姚棣沈曾植珍藏”“逊斋居士”“寐翁”“蹱息轩印”“海日楼”“知一念即无量劫”“象莲花未开型”等。

图册参考资料：《＜寐叟题跋＞研究》

慕荣干：①以流利之笔，运沈著之思。骨秀神清，志和音雅。迥非于时墨中讨生活者，此千人皆见之技也。②风度端凝，气机瞥茂。刚健含婀娜一语，殊堪移赠。③思清笔健，一片机神，想见三条烛尽，得意疾书之乐。④第壹场。首艺圆润畅达，卓尔不群。文气浩瀚，葩发韵流。详人所略，征据可观。（《同治癸酉科顺天乡试硃卷》）

王祖光：局度安详，出落灵紧。次三包蕴繁富，诗谐五艺独富。所见不以披拾为能，名论滔滔，渊鼓朴茂，非湛深经术者，未易臻此。五策旁征博引，赅括详明。（《沈曾植庚辰科会试硃卷》）

聚奎堂：（其文）力透纸背。次三镕经铸史，书艺兼取新法。妙在骄去然四游之说，先儒之言也。春秋明义例，礼亦有新义。观五策，于许书最熟，而于朔方淹博无匹。合二三场观，知小学、地舆、经史无不淹贯，洵是通人。（《沈曾植庚辰科会试硃卷》）

李慈铭：（沈子培）读书极细心，又有识见，近日罕靓也。其经文刻四首，皆博而有要。第五策言西北檄外诸国，钩贯诸史，参证舆图，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视余作为精密矣。（《越缦堂日记》第三十五册《荀学斋日记》）

赵尔巽等：①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於史学掌故，后专治辽、金、元三史，及西北舆地，南洋贸迁沿革。②曾植为政，知民情伪，而持之以忠恕，故事治而民亲。③曾植在皖五年，重治人而尚礼治，政无钜细，皆以身先。④曾植硕学有远识，惓惓不忘，卒忧伤憔悴以死。（《清史稿》）

康有为：①先生天人姿，神锋照太白。无量世劫来，夙已植功德。（《哭寐叟尚书四兄哀词》）②兄研诸儒之学，洞大道之精，总乡先生东莱、永嘉、爵姚之长，既以本末兼该矣。今但当养直方刚大之气，毅然自任，如禅者所谓一大事，日夜与有志讲求激发之，以待复生。③吾子之学，体则博大兼学，论则研析入微，往往以一二语下判词便中款亥，却非识抱奇特，好学深思，不能及此。生平所见人士，自亡友陈庆笙外，未之睹闻，诚一时寡侍也。但文理密察多而发强刚毅少，论说多而负荷少。积之既习，便成老氏之学，不为人先，因物自然，随而不倡，见事太智，藏身甚巧，在己亦忘之矣。（《与沈刑部子培书》）

谢凤孙：纳川成海，隐德犹龙。峨峨天柱，畴究始终。夷夏骄罗，异俗同折。偏译翘儒，钦若圣哲。钻之仰之，步趋无从。亦狂亦捐，亦隘不恭。扶纲振常，大志未遂。临命遗书，碧血凝字。忠不简孝，孺慕终身。七十念母，号泣如婴。贬古篇今，轶前启后。窃取一二，足以不朽。神归十地，声施九有。海内学子，如伤慈母。江海冥灭，山林长往。福荫俊昆，视此吉壤。澎湖之侧，长水之旁。千秋万祀，黍翟馨香。（《学部尚书沈公墓志铭》）

缪荃孙：方伯学行巍然，为海内大师，长于予十余年，与予订交在光绪戊戌，屈指十有八年矣。宣统庚戌，以时事日非，挂冠誓墓。辛亥以来，侨居沪上，冰霜之节，岁寒弥厉。读书以外，惟与竺典相伴。（《雪堂自述·五十日梦痕录》）

陈衍：①乙盦博极群书，熟辽金元史学与已事。作诗却是自己性情语言，且时时发明哲理，及此暇日，盍姑事此？他学问皆诗料也。君意不能元动，因言吾诗学深，诗功浅，夙喜张文昌玉谿生山谷内外集，而不轻诋七子。诗学深者，谓阅诗多；诗功浅者，作诗少也。余曰：君爱艰深，薄平易，则山谷不如梅宛陵王广陵，君乃亟读宛陵广陵。②君诗雅尚险奥，峻牙钩棘中，时复清言见骨，诉直宰，荡精灵，昔昌黎称束野刿目鈢心，以其皆古体也。自作近体，无不文从字顺，所谓言各有相当矣。（《沈乙盦诗序》）③吾于癸未、丙戌间，闻可庄、苏堪诵君诗，雅健付意理。相与叹赏，以为同光体之魁杰也。同光体者，苏堪与余戏称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君治史学泊西北舆地，余亦喜治考据之学，其实皆为人作计，无与己事，作诗尚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石遗室诗话·卷一》）

曾熙：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引自《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

王森然：先生诗文之深友情之挚，早年晚年，如出一时，其所以为海内宗师，埀教于后世者，非偶然矣。若其才气雄伟，涵弘迤演，益以光大，同时侪辈，莫之能及，诚近代之贤隽也。异先生最不好名，盖世文间，生前未得辑印，故所傅者少；十数年后，时事日非，前从日远，世变愈降，则先生之所树为弥高，益不能相及；徃者不可接，来者无由知，宜乎先生之断简残篇，题跋签字，均极名贵；然此区区，质之无极之人世，其存其亡，尚茫科不可究诘，余竟斯文，益惶然不知所之。悲夫！（《沈曾植先生评传》）

金蓉镜：先生书蚤精帖学，得笔于包安吴，壮嗜张廉卿，尝欲著文以明其书法之源流正变，及得力之由。其后由帖入碑，融南北书流为一冶，错综变化，以发其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引自《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

樊增祥：盖得景文之雅而去其绮，得双井之奥而去其晦，得学易之淡则去其率，得后山之朴而去其俊。自烷花以来，别嗣一天地。（《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金毓黻：（沈曾植）于书初爱张廉卿（张裕钊），尝欲着文，以明其旨趣。既遭国变，乃专学黄忠端（黄尊素）、倪文贞（倪元璐）两家，而参以章帝、史游、索靖诸体，古奥遒丽，自成风格。亦喜作草篆，多参钟鼎文，不袭寒山窠臼，意在独树一帜，真书中豪杰也！（《皇清书史》）

冒广生：嘉兴沈子培提学，与其弟子封提学，并负时名。子培学问尤渊博，今日之朱锡鬯也。词殊有玉田之神，盖浙西词脉然也。（《小三吾亭词话》）

龙榆生：（沈曾植）为一代儒宗。学识淹博，尤精於西北史地。所居海日楼，中外学人争往质疑问字，座客常满。（《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汪辟疆：寐叟诗，初学涪皤。陈石遗在武昌，劝其诵法宛陵，诗境益拓。劬书嗜古，淹博绝伦，晚年出入杜、韩、梅、王、苏、黄间，不名一家，沈博深厚，斯其独到也。唯喜用僻典，间取佛书，使人知其宝而莫名其器。（《光宣诗坛点将录》）

马宗霍：寐史执笔颇师安吴。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怜，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中拟太傅，渐有入处暮年作草，遂尔抑扬尽致，委曲得宜，真如索征西所谓和风吹林，堰草扇树，极缤纷离披之美。有清一代草书，尤推后劲，不仅于安吴为出蓝也。（《书林藻鉴·书林记事》）

陈三立：寐史于学无所不窥，道篆梵岌，并皆究习；故其诗沈博奥邃，陆离斑驳，如列古鼎彝法物，对之气敛而神肃。盖硕师魁儒之绪余，一弄狡桧耳。疑不必以派别正变之说求之也。（《海日楼诗集跋》）

达姆塔特（传教士Darmatadt）：先生精华朗照，令人一见肃然。余获交中国士大夫多矣，而盎然道貌足为中华悠久文明之代表者，当以先生为第一人，斯其一见之缘所以令余永不能忘也。（引自《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

辜鸿铭：①先生于沪滨，其丰采、其气概，一见即令人永永不能去怀。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其一举一动，莫不合乎礼、适乎仪，孔子之所谓君子人者，先生实当之无愧。发言明易而意深，语语沁入人心，论及他国事而明晰正确如先生者，余未之见也。②（沈子培）清时曾任提学，现代新进学者，出其门下亦甚多。鼎革后，遂隐居沪滨，杜门不出，海内学者皆奉为泰山北斗。虽海外鸿硕，亦望而敬礼之也。（《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

陈锡钧：嘉兴沈文诚公精研帖学，造诣之深，不在翁覃溪（翁方纲）、张尗未（张廷济）、吴荷屋（吴荣光）之下。其作书也，能取碑之长以临帖，复采帖之长以写碑，鎔汉晋于一炉，化南北之成见，有清一代书家如刘东武（刘墉）、邓怀宁（邓石如）、包安吴（包世臣）、何道州（何绍基），皆莫或过之。

园田一龟：（子培先生）与劳乃宣夙以硕学孤忠著闻，为浙江之二名流，以前清遗老之资格，为上海复辟之领袖，盖浙江官僚之大先辈，守旧派之巨头也。先生与梁鼎芬同学，共学识气骨，为世所知，以其硕学奇才，而又能获全其晚节，笃於故主，始终不渝，其纯忠至诚，无论何人，皆表相同之敬意，不能以其不通时势，即嗤笑其迂愚，盖先生亦有先生之识见主张，惟其不渝孤忠之态度，则殊可嘉也，先生终为浙江最后之大人物，并为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博学坚贞，足以夸矣。（《新中国人物志》，转载自《沈曾植先生评传》）

内藤湖南：①（沈曾植）是当今清国第一流史家，其精深渊博之处，实在洪钧、李文田之上。②（沈曾植）不只是通晓西北地理，而是通达中国所有学问、很有见识的伟人。

郭则沄：《秘史》晚出，译以华言，故其辞不雅驯。谓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必折衷于此，诚公言也。注《秘史》者，始自芍农。李氏芍农嫥舆地之学，故其注详于地理而略于史事，嘉兴沈乙菴先生以为未足，乃复有补注之作。其考订精审，有为芍农所不及者……今之世，人人以斡国自命，顾估毕旧儒之不若哉。乙菴书出，骖靳李注，羽翼正史，使治元史者得其导桄，策蒙事者有所借镜，谓非时势之所需，而国家之所利赖乎？（《元秘史补注序》）

凯萨琳伯爵：①其丰采、其气概，一见即令人永永不能去怀。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其一举一动，莫不合乎礼、适乎仪，彼华孔子之所谓君子人者，先生实当之无愧。发言明易而意深，语语沁入人心，论及他国事而明晰正确如先生者，余未之见也。先生为笃守孔子之训者，极排斥异端之说。盖先生于彼华旧学造诣既深，遂视外邦之事物无一可取者，先生自信之坚且深如此，故视人生常事无讨论之价值，不待思索，其胸中己成竹矣。（摘自《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②沈曾植实中国之完人，孔子所谓君子儒也。年逾六十，而精神毅力不异少年，蕴藉淹雅，得未曾有。殆意大利鄂那德达蒲思评论古代西欧之文明，所谓意识完全者，诚中国文化之典型也。其言动无不协于礼义，待人接物，遇化存神，彼深知中国之情形无论已；即于国外亦洞悉其情伪，所谓象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更能见微知著。平行崇孔教，恶改革，守旧派之魁首也。（《中国大儒沈子培》，由辜鸿铭翻译自凯萨琳日记）

王国维：①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安，拓其区字，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②东轩先生弥天四海之量，拨乱反正之志，四通六关之识，深意研几之学，迈往不屑之韵，沈博绝丽之文，虽千载后犹奕奕有生气，矧在形神未离之顷耶？此书作於易箦前敷小时，而气象笔力如是。先生之视躯体，直是传舍耳。陟降以往，无乎不在。箕尾星耶？兜率天耶？对此遗迹，谁谓先生不在人间也。世有唱神来论者，请以难之。（跋沈乙庵先生绝笔楹）③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沈曾植挽联）

林庚白：逊清同光以来诗人，余雅好梁节庵（梁鼎芬）而最不喜沈子培。盖节庵诗绝似二十许女子，楚楚有致；乙庵则喜用僻典及生涩之字面，大类鸠盘茶故为搔首弄姿者然。然乙庵诗亦间有平易近人者，如“此去海门原咫尺，浪花何事白人头”，直是山谷诗中绝句之上乘者也。（《孑楼诗词话》）

王蘧常：①先生之学初以义理补实用，既由实用反自然，盖有三变，而每变益进。壮岁由理学转而治考据，此一变也。（《沈乙庵先生学案小识》，转引自钱仲联《论沈曾植》）②诗学实深，夙喜张文昌、玉溪生、山谷内外集，而不轻低前后七子。中岁以后，治之渐力，泛滥百家，以上溯汉魏，雅尚险涩，于警牙洁屈中，时复清言见骨，又或掉厉风发，意外惊绝。（《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

马一浮：①沈培老有胸襟，有眼光，近体亦学义山，古诗则学昌黎，而玄义纷纶，气格峻整，虽所作不多，以较王壬秋为高，然亦终是未熟，尚费气力。（《蠲戏斋诗话》）②向读札丛，服其赅洽，今益见蕴蓄深厚。其形于文者，昭晰而无惑，优游而有余。世之重先生者，独称其专于西北地理，抑已隘矣。王静安先生寿序，举清代考据源流，谓先生集诸家之长。浮惟先生之学盖得力于释藏，故于名理渊数能探其幽微。原考据之术，实出流略。流略之论。实出杂家。夫其疏通知远，乃书教之遗，属辞比事，则春秋之用。故于殊俗异语，不假鞋译而通其音转，斯迩于声。明教乘纲宗，不资参扣而谙其流派，则由于玄悟。是皆乾嘉诸儒所未究。至若金石碑版，书画声律，特以余事及之。可谓知类通达、博物君子矣。（《海日楼文集书后》）

袁行霈：①同光体的突出作家当推江西派的陈三立、浙派的沈曾植、闽派的郑孝胥。他们都同情和拥护变法维新，也都写下一些富有现实内容的诗作。②沈曾植学识渊博，诗作突出体现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合一。他的诗“雅尚险奥”，大多“聱牙钩棘”，其“时复清言见骨，诉真宰，荡精灵”之作，颇能体现他作诗的功力。如《道中杂题》其一，用笔沉炼而文不奥衍。富有诗情意趣。（《中国文学史·第九编近代文学·第三章黄遵宪、梁启超与近代后期诗文词》）

沙孟海：他（沈曾植）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他晚年所取法的是黄道周、倪元璐，他不像别人家的死学，方法是用这两家的，功夫依旧用到钟繇、索靖一辈子的身上去，所以变态更多，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他死后，墨迹流传，售价更昂，可见时人还有些儿眼光。（《近三百年的书学》）

钱仲联：①寐叟生值清季，觅见历代古物及新发现之文献珍品，以其乾嘉治学之法治之，于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尤所究心，于甲骨文，敦煌秘籍，靡不究心，熔为一冶。与罗振玉、王国维诸先生论学开一世之新风，而罗、王包罗之广犹不能及寐叟，寐叟于学术外尤擅书法绘画，此皆罗、王所不能旁及者也。论并世学人，或与太炎章先生并列，然太炎不信甲骨，治学趋向，一以清中叶为归，结一代之局则有余，若云创新，则逊寐叟一筹矣。②书法一道，既汇众长于一，寐叟少年时得启迪于张裕钊，后遂由帖入碑，南北融化，上自先秦出土文物，下至唐人写经，无所不取、无所不舍。寐叟所处之时代，玉人士称寐叟第子王蘧常为当代王羲之，其弟子尚然，高出弟子数倍之寐叟，奚待戋戋之赘言乎？书法一道，非限于书法而为书法也，必与其人之学问德业、事功成就、时代特征，息息相关。尤于书法本身，穷源竟委，集其大成，自创新面，然可以前无古人，如寐叟者，所以被尊为“三百年来第一人”也。③沈乙庵诗深古排鼻，不作一犹人语，人谓其得力于山谷，不知于楚骚八代，用力尤深也。才学所溢，时时好用僻典生字，更益以佛典。有包举万象之功，故不觉其琐碎。确足震聋骇俗，而人亦不能好之。与散原齐名，而后辈宗散原者多，宗乙庵者绝无。有之，仅一金甸丞（金蓉镜），亦不过得其一体。岂以其包涵深广，不易搜穷故耶？然用此知乙庵高于散原（陈三立）矣。④迩来风气多趋于散原、海藏二派，二家自有卓绝千古处。学者肖其所短以相夸尚，此诗道之所以日下。惟乙庵先生诗，博大沈郁，八代唐宋，熔入一炉，为继其乡钱石以后一大家，可以近人浅薄之病。然胸无真学问者，不敢学，亦不能学。否则举鼎绝膑，其弊不至于艰深文浅陋不止也。⑤乙庵不修边幅，衣眼垢腻满积，对客且谈且涕唾，清言娓娓，终日不倦，真名土风流也。其学术自群经、诸史、道藏、佛典、边徼、地理、诗词、杂艺，无一不造精微，以性不好名，不自表襮，世但知其为书家、为诗人而已。然即以诗论，亦属第一流，晚清名家，无能驾其上者。（《梦苕庵诗话·卷一》）⑥弹指海日楼，千门立万户。直上透三关，一法不坏取。是博大真人，是通天教主。沈曾植，晚清杰出之学者也。诗特余事为之，一弄狡脍。陈衍，郑孝香诸人推为同光体之魁杰。然沈诗并不墨守宋人。于元嘉时代之颜，谢二家，用力尤深。论诗揭集元枯，元和，元嘉三关之说，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佛藏道岌，僻典奇字，诗中层见迭出，小儒为之舌桥不下。盖一代大家，古之博大真人也。（《论近代诗四十家》）

许全胜：①先生学问湛深，识见雄伟，为清季一大宗师。道咸以降，世运日衰，学者思有以振之，先生生当其世，受其薰习，沈酣经史，综鉴百家，冶汉宋于一炉。其时边檄日警，承定庵辈之徐绪，精研西北、南洋史地及辽金元史。②先生鸿博伟丽、云蒸海负之才，其沾溉后学亦深。③先生智彻天人，语造精微。胡适之传荷泽大师，杨莲生解“笼袖骄民”，皆矜为发覆，不知先生发之在先矣。举此可见渊雅之一斑，而其忧世之深，择术之慎，则更有为后人所不可企及者。④嘉兴沈先生，诚三百年学术史之关抉，上承清初乾嘉诸老，亭林、竹汀以降，当推先生为巨子，下启人间、寒柳两大师，而为吾徒所景仰钦慕者也。（《沈曾植年谱长编》）

沈左尧：融汉隶，含北碑，三百年章草宗师；儒林独树，学渊史地；正气立朝纲，赢得清风两袖，海日楼头遗韵在。傍鸳湖，循古运，数十代斯文名邑；奎阁争雄，丰稔稻粱；丝绸誉世界，绘成杰构一图，秀州域内新猷宏。（沈曾植故居对联）

康有为在写完《广艺舟双楫》后影响力剧增，心浮气躁，有一回沈曾植不满于其姿态，怒斥他：“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还差不多”！康有为只得惭愧的退下。

民国七年（1918年）12月某一天，沈曾植将一些贵州汉刻资料交他审阅，以便拿去翻印。王国维阅读后发现全是赝品，便交给喜欢翻印这些东西的好朋友邹安。邹安了解到全是假货，即退给王国维，表示不愿意翻印。王国维只好把这些东西交还给沈曾植，怎么对他说让王国维感到为难：说假话，显然不可以。直言其伪，对方肯定不高兴。他采取了一个折中手段，委婉地对沈曾植说：“有人说这些东西是赝品，我从文章上看，也觉得有未妥处。”沈曾植一听果真不高兴，沉默着一句话没有说。过一会儿，两人聊到两位日本汉学家，沈曾植便话中带刺地影射：“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辈，今中国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则更骄，如汉刻一事，彼辈竞断定为伪。余因知上海评价书画皆由掮客把持，学术亦由一种人把持内，学术上之物非由彼辈出者，皆斥为伪也。”王国维不好再说什么，他在日记中记载：“仅敷衍，少时而去。”后来他写信告诉罗振玉，今后，沈曾植那里“虽不能不往，将视为畏途矣。”

表格参考资料：

沈曾植由于学术造诣深厚，平日待人宽和，且在仕途上也颇有成就，海内各家均愿与之结交切磋学术、谈论时事。相与交往密切者就有文廷式、康有为、袁昶、朱一新、陶濬宣、杨守敬、汪康年、梁启超、盛伯熙、黄仲强、徐世昌、王鹏运、袁世凯、梁鼎芬、邹代钧等。下表即沈曾植在京官时期和主要好友的宴会与雅集。

表格参考资料：《＜寐叟题跋＞研究》

沈曾植著作多，刻印少，他去世后，其子沈颎即着手整理遗稿，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整理出《沈乙盦先生海日楼遗书总目》刊于《蒙古源流笺证》卷首。其中，沈曾植的著述分为三类：历史著述、笔语杂俎、诗词文跋：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沈曾植学生王蘧常所著《沈寐叟年谱》时附录其编写的《沈子培先生著述目》，共录沈曾植著述“五属四十八种”并对诸种著述做了提要。其中有四种称“载于《海日楼遗书目》”，而未见于《沈乙盦先生海日楼遗书总目》。多出了24种：

沈曾植的遗稿（笔语杂俎类）曾交由王蘧常整理未就，后由龙松生、龙榆生一起参校，钱仲联最后将沈颎《总目》中的“笔语杂俎类”分类归并为：经学，历史与舆地，哲学、宗教与医学，文学，书法等五大部分，辑成《海日楼札丛》八卷，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2年出版。

1957年，沈颎将沈曾植旧藏图籍捐给了浙江省博物馆。沈颎《沈乙盦先生海日楼遗书总目》、王蘧常《沈子培先生著述目》以及钱仲联《〈海日楼札丛〉跋》中所录的诸种著述稿本、校本或抄本大部分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沈曾植诗集最早由王国维于民国五年（1916年）刊刻成《寐叟乙卯稿》，后编纂成《海日楼诗集》二卷，计《壬癸稿》、《甲乙稿》各一卷，《寐叟乙卯稿》收入第二卷，钞本现为上海图书馆所藏。李翊灼又于民国十三年（1924）钞印沈曾植诗集《海日楼诗钞》，他还编有《海日楼诗补编》。钱仲联受沈颎之托，根据沈曾植手稿本对照校对，又从《寐叟题跋》《海日楼书画题跋》《海日楼日记》《越缦堂日记》《平等阁诗话》《晚晴簃诗话》《安般簃集》《樊山集》《花近楼诗存》《藏园群书题记》《庸言杂志》《东方杂志》中摘录其散轶诗分年编入，纂成《海日楼诗集》六册十二卷，稿本藏浙江省博物馆。

沈曾植的《曼陀罗寱词》曾于民国十年（1921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刊印，民国十四年（1925年）6月再版，共录词计有105首，而《沧海遗音集》录词作88首，且顺序亦有出入。两种词集均经朱祖谋删定，沈颎于后记中曾言及。其词集刊本除上述的商务印书馆本与《沧海遗音》本外，中华书局于200年12月出版了由钱仲联校注的《沈曾植集》后附录了《曼陀罗寱词》并《补遗》部分，校记据自商务印书馆本，编次则据自《沧海遗音集》，《补遗》部分则是商务印书馆本多出《沧海遗音集》的17首。之后未再有人整理过沈曾植的词作。

表格参考：诗部分来自；词部分来自《曼陀罗寱词稿》考释

沈曾植墓位于浙江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太平桥村9组沈宦墓地，墓丘呈圆形，坐北朝南，总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旁边还依次分布有沈曾植祖父沈维鐈，沈曾植父沈宗涵和沈宗涵女儿的坟茔。沈曾植墓高2.7米，直径4米。墓地四角原立有界桩，现仅存一块，上刻正楷“沈宦坟界”，石桩高1.65米，宽0.325米。1981年公布为嘉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当地政府进行过修葺。

主词条：沈曾植故居

沈曾植故居位于浙江嘉兴市区姚家埭1号，系清末建筑四合院式三进两层楼住宅，砖木结构。内为走马堂楼，有厅堂、花园等。沈曾植故居外形完整，除花园园址已建房外，基本保持原貌。1992年公布为嘉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公布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为纪念沈曾植逝世90周年，嘉兴博物馆携手浙江省博物馆、宁波天一阁博物馆等省内11家博物馆，于2014年5月15日至6月15日举办“游龙舞凤奇趣横生——纪念沈曾植逝世九十周年书法展”，展出了沈曾植的100幅（组）书法作品和两幅山水画作。

2023年5月，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其代表作不准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