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老院往往以阴谋刺杀皇帝来作为对独裁的报复。在尼禄皇帝死后短短的十八个月内，有四位皇帝死于刀下。这些事变震撼了罗马世界。皇帝也对元老院施以残酷无情的报复。从此以后，皇位便动荡不安了。禁卫军开始造反作乱，驻在边疆的军团复进攻首都，觊觎皇位。

军队放松了纪律，导致产生了内战的危机。公元218年至222年的伊拉加巴拉皇帝统治期间，罗马的道德沦丧，风尚败坏到极点。这位年轻而品性败坏的皇帝沉湎在荒淫的欲海之中，结果被杀。他的继位者亚历山大·塞弗罗斯由于想在军队申恢复必要的纪律，结果也死于非命。

自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得到广泛传布和热忱信仰后，轻信代替了理智，狂热代替了思考，宗教的权力不知不觉地扩大了，产生了一种新的统治权。宗教信仰的改变导致了罗马帝国社会的变化，使它在精神上背离了昔日的传统。

从公元235年开始，虐政导致的灾难更加明显。暴君镇压整个国家，破坏每一条法律和正义的原则，并且把平民的财产搜括一空，攫为已有。罗马世界连年遭受蛮族入侵和军事暴君的内外蹂躏，仿佛注定了罗马不久就要沦亡。从公元244年至268年，六个皇帝和三十位暴君都曾企图制止灾难的到来。可是徒劳无功。饥荒、时疫、骚动、暴乱和人口锐减都是这个时期的标志。

接下来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出身于一些低微家庭的皇帝们挽救了濒于毁灭的帝国，他们击败了国内外的敌人，以强制执行的严格军纪恢复了边防力量，成为“罗马帝国的复兴者”。

公元284年，戴克里先当选皇帝，他以狡猾的策略抹去了古罗马宪法的最后痕迹。他把庞大的权力分给三个同伴，统治者就由两个奥古斯都和两个凯撒头衔组成了。皇帝把政府中心逐步迁离罗马．在各省建立朝廷，遂使元老院的职权丧失殆尽。戴克里先力求以尊贵威严来显示他无比的权力。新制度的第一个原则是权力的夸耀，第二个原则是分治。他增加了政府这套机器各部分的轮子，国家行政人员剧增，赋税因此加重，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当领钱人的比例超过了出钱人的比例时，各省就受到了赋税的墓压。”

公元305年，戴克里先退位，加勒里阴谋独霸整个罗马帝国。一时间，罗马帝国竟同时有六位皇帝，内战再度爆发。最后由君士坦丁战胜对手，重新统—罗马疆域，但是战争耗费了大量生命财产，赋税连年增加，军备不断扩充。致使帝国日趋衰落。

君士坦丁将拜占庭选为新的首都，更名为君士坦丁堡。罗马的威力在罗马本地消灭之后，余威却在拜占庭保持了将近千年。君士坦丁又改变了官吏制度、军事制度和赋税制度。这些制度遂为后世所遵奉。

君士坦丁大帝死于337年，他的三个儿子再度破坏了帝国的统一，兄弟间相互屠杀和内讧消耗了帝国的力量，最后君士坦提乌斯成为帝国的唯一皇帝。

公元361年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朱理安继承皇位。这位人物想着手进行改革，他根据历史的教训，经过深思熟虑，准许罗马帝国全体居民都享有信仰自由的平等权利，重建和改革宗教制度，限制基督教，主张信奉异教教义，并恢复古罗马共和国政府的古朴体制。但是他在363年同波斯人作战时受伤死去，年仅32岁，遂使改革中止。

公元361年。法伦尼继位。他把这个庞大的帝国分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两部分，与他的弟弟法伦斯分掌。此后在376年，哥特人联合匈奴人入侵，全无战斗力的罗马军团放弃了他们自己和国家的防线，士无斗志，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

阿卡第乌斯在东罗马的统治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彻底分裂。他的臣民采用了希腊的语言和风俗，而他的政府的形式却是简单纯粹的君主政体。长期保留着微弱的自由传统的罗马共和国的国号，只用于一些拉丁省分。408年，哥特人阿拉列围攻罗马，数以千计的罗马人死于瘟疫和饥饿。410年，阿拉列再次围攻并劫掠了罗马城，蹂躏了意大利。这批野蛮人几乎把城内所有可以搬运的财富都抢走了。帝国的古都几成废墟。而在东方，429年，匈奴国王阿提拉集结力量，一直打到君士坦丁堡城下，东罗马帝国靠屈辱的和约才勉强保持住自己的统治权。

基督教在信仰自由的气氛下得到了很快的成长。罗马皇帝们公开迫害基督教徒。但在306年，君士坦丁大帝改信基督教，遂使它成了帝国的国教，同时又迫害异教。

公元527年，查士丁尼大帝登位，统治罗马帝国达三十八年之久。他统治着六十四个行省和九百三十五座城市，在他的统治下，工业和农业都繁荣起来，但是他的贪婪和奢华却使人民受害不浅。社会风气腐败。保持古代哲学传统的雅典人的学院被查士丁尼封闭，历史悠久人才众多的希腊哲学就此中断，529年的敕令更使雅典的各派学院永远销声匿迹了。为了维持他在非洲和意大利的统治地位，查士丁尼耗尽了国家财力。他的武功是人类的浩劫，非洲满目荒凉，旅行者在许多地方整天看不到一个人影，既看不到朋友也看不到敌人。查士丁尼死于565年，他留下来永垂后世的是一部不朽的罗马法典，其中包含着罗马法学的精华，通过这些文献。使罗马人的集体智慧流传到整个欧洲。

800年圣诞节。查理曼当了皇帝，他的个人威严和长期统治，以及强大的武力、贤明的政府和远近民族对他的尊敬，都使他有别于其他皇帝，而从他恢复西罗马帝国开始，欧洲就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罗马帝国的外部最大敌人是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以前的许多世纪里，阿拉伯人的强悍勇猛早已闻名于世。擅长使用弓箭、标枪和弯刀的阿拉伯各族在沙漠上互相争斗。每当大敌当前时，他们能共御外侮，可是每当分配战利品时，这种联合就瓦解了。这个民族的统一只是建立在言语和习惯大致相同的基础上。公元609年，40岁的穆罕默德开始自称先知并传布教义。他所创立的新宗教是伊斯兰教。它包含一个永恒的真理和一个必要的假设——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主，他自己是真主的使徒。他命令信徒用剑来传教。后来，穆罕默德开始与东罗马帝国发生冲突。他庄严地向罗马人宣战。三年后他就逝世了。

查理曼重建起来的西罗马帝国，亦称“神圣罗马帝国”，在962年被日耳曼国王鄂图夺得帝位，从此帝国的皇位一直属于日耳曼国家了。在东罗马帝国，伊斯兰教徒的兴起与胜利进一步缩小了罗马帝国的版图。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俄罗斯人从海上或陆地胜利地侵入东罗马各省和首都，似乎更加速了东罗马的最后灭亡。

为了恢复或者说解放圣墓，教皇统治下的人民，西方的一些民族用拉丁人的名义，在十字军的旗帜下组织了起来。1095年，几万朝圣者向耶路撒冷进发，1147年的第二次以及1189年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使亚洲和欧洲卷入了一场历时二百年的战争。

1206至1304年间，蒙古人和鞑靼人的兴起和胜利，震撼了从中国到波兰和希腊的整个世界。如果土耳其帝国没有受到英武的帖木儿领导下的蒙古势力的压迫，君士坦丁堡早就会在亚塞德苏丹的兵力下陷落了。1405年，帖木儿死于进军中国的途中。从他的后裔奥隆则伯登位之后，蒙古帝国就开始解体。

土耳其奥托曼帝国经过1403—1421年的内战以后，在阿麦锐斯二世的统治下获得了重建。这位新苏丹的首次远征是1422年围攻君士坦丁堡。罗马皇帝这时已沦落到灾难的最后边缘了，不得不向西方国家乞援。

阿麦锐斯的儿子穆罕默德二世于1451年继位，次年向东罗马帝国宣战。1453年4月6日，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战争开始了。城里一支为数不足七千人的军队抵抗着奥托曼帝国的强大兵力。5月28日，土耳其人最后的猛攻已经准备停当。穆罕默德二世用“今生和来世都有希望得到报偿”来激励士兵。在他的军营里反复地响着“真主是真主，真主只有一位，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徒”的喊声。从海上到陆上，到处闪耀着伊斯兰教徒燃起的火焰。这时，基督徒的情况却正相反。在罗马帝国的最后一夜，君士坦丁-佩略罗加斯皇帝在他的宫廷里向最高贵的希腊人和最英勇的外国盟友说明了他们面临的职责和危险，这简直是罗马帝国的葬礼演说。5月29目拂晓，土耳其人从水陆两路猛攻君士坦丁堡，他们的兵力超过基督徒一百倍以上。罗马皇帝一直在人群中战斗着，他已经尽到了一个将军和一个士兵的一切职责。在混战中，他不知被什么人杀死了，他的遗体埋在死人堆里。君士坦丁堡经过五十三天的围攻，就这样绝望地为穆罕默德二世的兵力所征服。罗马帝国就此灭亡，欧洲走进了近代历史。

时代背景

18世纪的欧洲经济和科学文化处于上升时期，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时代发展充满自信。但是相对于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欧洲的政治和宗教却趋向保守。政治上专制王权制约自由，议会代表的主权同王权进行着斗争。在宗教上，国教打击异己，异教徒在政治、经济上得不到平等待遇。理性观念的觉醒，使人们反对政治宗教上的压迫，基督教的神学史观受到冲击，要求新的解释体系取而代之，启蒙运动应运而生。启蒙学者将理性视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历史学家将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主义引入历史解释，理性主义成为西方史学的主导思想，理性主义史学在启蒙时代的西方史学中占据着支配地位。

爱德华·吉本是这一时期西方理性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他自小生活在启蒙思潮浓厚的英国，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著作及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经典作品，奠定了他学术成长的基础；游历法国、意大利、洛桑等处的经历，提供了他亲自与启蒙学者们对话与学习的机会；亲身参与英国政府的管理与训练民团，使他对政治制度的了解更加透彻；前后两次改变宗教信仰，使他对宗教教义产生了怀疑。所有这一切，最终促成了吉本理性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成就了他的《衰亡史》。

创作过程

1764年，吉本出游意大利，在古罗马的废墟旁萌生撰写罗马衰亡史的念头。吉本的著作态度是严谨的，在动笔之前考虑了文字风格。他不喜编年史的文字枯燥，也不喜演说词的词藻堆砌，采取了介乎二者之间的笔调。开始撰写时，十分拘谨，第一卷的头一章，改写了三遍，第二、三章也写了两遍，才勉强满意。

《罗马帝国衰亡史》后各章进展顺利，但写到第十五、十六章时，又反复修改了三次，从原来相当于一卷的分量，压缩成现存的规模。他后来回顾各卷的笔路时，认为第一卷虽竭尽心力但仍感粗糙，写第二、三卷时业已成熟，笔致流畅而协调。最后三卷虽更成熟，但因娴熟法文，信笔写来，夹杂进高卢方言。六卷的写成，前后共用了近二十年的时光。全书出齐的时刻正值吉本51岁的生辰。他感到欣慰：“二十个幸福的岁月因我修史的辛勤而富有生气，这一成就在人世上给我以名誉、地位和声望，舍此我是无从获得的。”

罗马衰亡原因

（一）腐败和分裂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内在原因

吉本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角度，具体追述了帝国如何埋下腐败和分裂的种子。

首先，政治民主的丧失与君主专制的建立。在共和国末期，皇帝与元老院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削弱了帝国的统治力量。伴随着以元老院为代表的民主力量日益衰落，奥古斯都与其继任者都成为罗马和意大利的主宰，享有“帝王般的特权”。他们“创造出一个政治自由的假象来欺骗人民”，建立起“共和国形式掩盖下的君主政体”。在这样的君主专制之下，政治腐败显然无可避免，如卖官、剥削、行贿等。人民为了逃避日益加重的赋税，纷纷出逃，致使政府财源减少，统治基础进一步动摇。

其次，军事寡头政治的形成与军事实力的下降。在维护君主的幌子下，军队及其首领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和势力。将军对土兵、对敌人和对臣民，都可以行使任何权力且肆无忌惮，而毫无违背宪法原则之嫌。他们同时还是那些被征服地区的总督或君主，具有行政和军事领导双重身份，集国家的行政和专法权力于一身。军队的规模扩大与兵力素质下降还表现于禁卫军长期安逸奢侈，贪欲日增，“罗马禁卫军的失控的疯狂行为是罗马帝国的最初征兆和动力。”君主对部队的一味放纵“必然既毁掉了军队，也毁掉了整个帝国”。软弱无能的士兵们不但使他们自身也使国家失去了防御能力。他们的怯懦和懒惰可以说是帝国败亡的直接原因。在不断扩军的过程中，保家卫国主要依赖雇佣兵，这也成为帝国不稳定的根源之一。

再次，政局动荡和文化凋敞。在政府专制、军人专政和民主不复存在的背景之下，帝国的政局动荡不安，纷争不断。人民趣味日趋低下，皇帝和贵族们生活奢侈糜烂，军队骄奢蛮横，青年“甚至连尚武精神也烟消云散了”。

（二）基督教的兴起和传播加速了罗马文明衰落的过程

吉本在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以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考察基督教的兴起，并客观地论述了基督教的兴起、传播与罗马文明的衰落关系。“罗马的征服为基督教的征服准备了条件，并且加速了它的进程。”人民对尘世的不满，才逐渐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的胜利还归因于以下因素：基督教徒的狂热情绪，关于来世生活的教义：基督教教会具有的神奇力量，基督教徒纯真、严谨的品德；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团结和纪律等。《福音书》的传播和教会的胜利反过来将罗马帝国进一步推向衰落。罗马公民幻想死后升入天堂，不再像以前那样忠心卫国；绝大部分财富用于慈善事业和拜神活动：基督教内部派别的纷争给帝国带来了骚乱。在基督教成为国教后，皇帝们对各个教派态度不一，也给社会带来了动荡。

（三）蛮族入侵也是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因素

吉本认为“罗马的衰败是过分雄伟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到了公元3世纪，蛮族发展迅速，拥兵百万，入侵势不可挡。再加上民族大迁徙的浪潮与之呼应，西罗马帝国被淹没了。东罗马帝国的东部领土被阿拉伯人侵占，最终毁于土耳其人之手。

《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著作体现出了爱德华·吉本反对暴君专制，宣扬自由平等，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等思想，这些都是具有启蒙意义的。他无情地揭露了罗马政治的腐败，对暴君专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所拥护的自由、平等的思想深入民心，为民众进行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精神动力。社会应该尊重每一个人，应该尊重每个人自由、平等的天赋权利。这种反暴君专制，拥护自由、平等的思想启发了人民反封建的意识，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阶层作好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爱德华·吉本在叙述上井井有条、句式上整整齐齐，词藻上华丽庄重。他以简练的语言，非常准确地批判了暴君专制和基督教的势力。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帝国中的丑闻，谴责了帝王的昏庸残暴，揭露了封建独裁者的丑恶嘴脸。书中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富有多样性，书中还穿插了许多奇闻轶事，“各种各样的原因及其进步的结果都与人类编年史中许多最有趣的事件交织在一起：赖以长期维护着一个自由共和国的名称和形象的恺撒们的诡计的策略；那军事独裁统治的混乱；基督教各派的发生和确立；君士坦丁堡的建立；那君主国的划分；日耳曼和西徐亚野蛮民族的入侵与定居；民事法律的制定；穆罕默德的人品及宗教信仰；教皇的世俗统治权；查理大帝的西罗马帝国的恢复与衰落；拉丁人在东部的十字军东征；撒拉逊人和土耳其人的征服；希腊工国的毁败，罗马在中世纪时期的状况和革命等等。”

爱德华·吉本的叙事畅达、简捷、生动有趣、富有戏剧性，非常具有感染力。叙事寓论于史，做到叙事冷静、有趣，《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每一章都是爱德华·吉本仔细和精心安排的。他的叙述不因史实的纷争而显得烦琐，也不因评论过多而显得乏闷。他以深厚的文学素养奉献给读者一部生动的历史画卷。

爱德华·吉本在叙述时不厌其烦地采用了讽刺手法，使得他能够犀利而又深刻的刻画了历史人物的心理和形象。爱德华·吉本发现这个技巧对他十分有利。他可以以此公开攻击基督教而避免险境。“在18世纪那‘沉睡’的教会很有可能会忽然醒来对裹渎上帝的行为进行迫害的时代采取旁敲侧击的手法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预防措施。”。这是他处理历史事实的方法，这方法不是诗人的，也不是科学家的，它是历史学家的，他的笔法是曲折的、含蓄的，有时是借用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的。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交叉运用讽刺手法，这是他运用的修辞法之一。

著作拥有明显的理性时代特征，比较注意阐释事件的原因和价值。在很多章节，对原因的分析和价值的评判甚至多于事实的陈述。作品风格就像古代史学家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的叙述史，客观中立；同时又有塔西佗表述的典雅美妙。作者欣赏伏尔泰对宗教的批判，又不同意否定整个古代；并能熟练地具体分析人物和事物的因果关系，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中。

爱德华·吉本对开明的君主十分赞赏，但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却很少提及。他完全漠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说：“宗教在人民看来总是真实的，在哲学家看来总是虚假的，在统治者看来总是有用的。”书中曾多次写到起义和暴动场面，却只字不提人民起义的巨大声势和不可低估的作用，认为权力落到群众的手里，他们会滥用，最后彻底丢失。“因为群众是如此无知，给其民主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政府主义石无政府主义会导致危险的增长，最后，独裁接踵而至。”他们游手好闲，能使他们快乐和激动的只有公众的竟技活动和节日。“他们整天在大街上或者在竟技场上四处闲逛，听听有什么新闻，彼此胡乱争吵；他们把妻子儿女少得可怜的一点生活费用拿来在豪赌中输个一干二净；夜晚，他们跑到阴暗的小酒馆或者妓院去，在下流无耻的肉欲中消磨掉时光。”爱德华·吉本眼中的人民群众愚昧无知、他们的力量微不足道。立法者的明智决定着社会发展，这当然是错误的，表现出了他史学思想的局限性。

在爱德华·吉本看来，基督教没有任何积极价值，纯属虚伪和欺骗。他认为基督教只是支配人民群众的工具。其实基督教也有它积极性一面，它对维护国家的公共秩序（当然这是在一段时期内），对人们养成温和的性格和简朴生活作风起到了促进作用。每一件事物都有它固有的价值和意义，一律否定它是片面的。他把基督教的入侵和蛮族的征服看作是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这些都有某种程度的片面性，这是他始终以罗马人或元老自居的态度造成的。

爱德华·吉本把罗马衰亡的原因归结为基督教的侵入，暴君专制和军队的腐化，确没有提及经济原因。政治和战争成了他写作历史的主题，没有看到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他在编纂历史时忽略了对经济内容的叙述，这是不能欣赏的。他在发扬古典时期文化的同时却否认中世纪的历史，认为中世纪时期人类成为了基督教的奴仆，自然科学在基督教的压制下得不到应用，认为那段历史是迷信的，是黑暗的，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显然也是片面的。

该书在史料的运用、取舍和判断上有错误。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一是作者自己所承认的不懂东方语文。他在写东方各民族的历史时，只能采用已译成拉丁文、英文或法文的资料。如关于中国的，主要参考《通鉴纲目》的法译本。推知其他东方民族的资料，也是如此情况。二是吉本以后有学者对古代罗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且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等方面也有新发现、新成就。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吉本的有些提法，自然要为后来的更精确、更完善的提法所补充或代替。因此编辑该书的历史家，往往对该书补充了不少注解，订正了吉本的错误。

1776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第l卷面世，立即引起轰动，短时间内便印行三次。1788年，《罗马帝国衰亡史》全部6卷出齐，好评如云，被列为古罗马史研究的基本参考书。

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它对人们理解早期基督教如何面对希腊罗马世界功不可没。书中叙述了几个世纪里发生的事件，补充并证实了某些教父以及公元4世纪的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所记载的一些事件与事情。《罗马帝国衰亡史》大大有助于世人了解并理解基督教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

罗马帝国从没落到倾覆的过程，时间范围大体限于180年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间，文艺复兴以来几乎无人问津，史料奇缺，处处充满着宗教传说的陷阱。当时考古学尚不发达，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依赖于文献，爱德华·吉本不采纳第二手的文献，基本依赖于同时代的文献，并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所以他这部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过两个世纪，几乎无法找出有真正证实是错误的地方，有的地方爱德华·吉本由于没有材料是假想的，但现代的发现恰恰证明当时吉本的假想是正确的。

该书中，吉本把历史事件叙述得井井有条，书中所用材料务求全面、准确，尽量吸收前人的研究前景，正文后均附有详尽的注释。吉本的文体深受古典历史学家影响，既有李维式的典雅华丽，又有塔西佗般的哲理和深沉。《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严肃学风和优美文笔相结合的典范，精密中不乏活泼，谨严中透出生动，几百年来一直是历史学家撰史的榜样。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世界史学名著，不仅是罗马帝国历史的最权威著作，而且在史识与史学思想上都为历史学做出突出贡献。它是启蒙主义理性思想发展最高峰，引领历史学发展新潮流。

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普：吉本的《衰亡史》代表“一整个世代人的史学雄心与探索的完成”。

英国学者亚当·斯密：“这部书的出版使吉本可以列入当时欧洲文史界之首位。”

考古学家约翰·惠特克认为其历史写作是“拙劣的年代记”，然后是与因果联系有关的叙事。他指出，吉本力求在文体“卖弄学问”上“达到人类完美的至高点”，不幸的是，它的哲学的光泽中消失和沉沦”，这以前是塔西佗的缺点，现在是吉本的缺点。

历史学家J·W·汤普森：“（《衰亡史》是）18世纪启蒙时代一切说英语国家历史著作的最高水平”。“吉本的这部著作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连续性概念。”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广智： “作为一位18世纪西方卓越的历史学家，吉本传史是极其严肃认真的，具有求真的‘学术责任感’，注意搜集原始资料，详加考订，书中几乎没有一页没有详尽的注释，许多章节都是几易其稿，反复修改，精益求精，用二十年的时间认认真真的写史，这充分地体现了一位良史对读者、更对后世负责的精神，不由令后世治史者肃然起敬。”

爱德华·吉本（1737-1791），1737年4月27日诞生在英国伦敦普特奈镇一个家境优裕的资产阶级家庭，1752年在牛津大学马格达林学院学习，度过“我一生中过得最懒散、最没有收获的日子”。1753年他到瑞士洛桑，主要攻读拉丁文古典名著，兼习希腊文著作，广泛阅读数学、逻辑、政治、法律等方面著作，其中包括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英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洛克等人的著作，结识了许多学者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