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宝应清官耿随龙

在宝应县旧县衙仪门东侧的土地祠前，原有一座六事兴革碑亭，建于明万历十六（1588）年冬，大约毁于清顺治初年清兵南下之时。所幸清康熙《宝应县志》收录了《六事兴革碑记》全文，让今天的我们知道，在宝应的历史上曾发生过这件大事。明万历十四（1586）年，来自北直（今河南）滑县的新科进士耿随龙，被授为宝应知县。到任后，他了解百姓最不满的一些人，首先是坊长、里长和廒头。当时朝廷吏治松弛，地方积弊甚多，天灾深重的宝应犹甚。对大官的送往迎来和接待陈设，皆由坊长作主，任意而为；田地纳税、钱粮收缴解运，皆由里长作主，任意而为；给朝廷漕粮缴纳的完欠收兑，皆由廒头作主，任意而为。这三个“作主”和“任意而为”，造就了一个贪图享乐、以权谋私，成天累月挥霍百姓血汗吃喝嫖赌的特权阶层，使饱经水患，生活已十分贫困的城乡民众雪上加霜。“争讼者盈庭，流移者载道，饥寒者半填沟壑。里递疲敝，城野萧条（户口繁盛至八万），所存户口不满二万矣。”“民垂垂殆尽，县岌岌欲废。”清康熙《宝应县志》中，用上述文字，勾勒出当时县邑的悲凉景象。对百姓“恻然悯怜”的耿随龙，深入村野巷陌，走访父老乡亲。他诚恳地说：“我荣任宝应知县，就必须为民作主，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能无所作为。我要使民众不害怕里役，让农人都回乡种田，家家丰衣足食。”虽然大家都认为县太爷说得好，但觉得难以实现，因而不敢应对一言。《六事兴革碑记》载：“公殚思竭虑，曰求所为，去害马，活涸鳞，解疏属之拘，释三州之负。盖每饭意未尝不在饿人，即假寐时，魂梦依稀在三十四里中。”经过周密筹划，耿随龙大胆提出：“需要革除的弊端，虽因袭数百年也不必惧怕，一定要更改。只要能造福民众，虽是千百年从未有过的做法，也坚决付诸实施。”他知道，这样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或阻挠，还可能有难以预卜的风险。然而，身正何惧影子斜，耿公把安危置之度外，以大无畏的气概和锐不可挡的势头，掀起一场兴利革弊的浪潮。首先，他罢免了坊长、里长和廒头等人的职务，令各自回乡务农，使百姓负担减轻，民困大苏。接着又革除里夫、耆民和官农。耿公按每里十人的标准，官募民夫三百四十人维护湖堤，取代一大批混吃草粮的里夫。他命河官负责采办物料，阻断耆民的财路。他召募三十二人充任前役，顶替原来接送官吏使客的七百余名官农。每年共省银数千两。他还颁布政令，大力奖励开垦荒田。耿随龙“今日下一令，令民各归于农。明日下一令，令民无失其业。于是劳者息肩，饥者鼓腹，郁者吐气。酾酒而庆，安枕而卧……鞭不用，赋税争输。”好一幅政通人和的图景，呈现在运河两岸，东荡西湖。六事兴革获得成功，好评如潮。督（省）府大人舒公担心耿随龙走后，继任者可能变更做法，使民众重受倒悬之苦，便下令“勒以贞石，以垂永范，永为遵守。”即行文至道、至署、至县，这就是六事兴革碑亭的由来。耿随龙没有在荣誉中陶醉，继续运用手中的权力，为民做好事。他帮助陆科、葛山银等人赎回妻子。对城乡年满三十不能婚嫁者给予资助，像王敬、朱友、曹整、陈和、季春、汪玉学、陈全、王隐等四十余人因此而建立家庭。冬天他亲自踏雪寒门，访问贫苦老者二百余人，每日给米一升。万历十六年宝应遭遇旱蝗大疫，他在县城四门施药，活人无数。后来又在湖西（今金湖县境内）开阴骘河，使数千亩良田得到灌溉。耿公治宝邑五年，每日皆以除民不便为事，后奉调进京升任户科给事中。某日朝议开周桥数十丈泄淮水，以保皇祖陵寝。为使高宝一带不致沉入水中，他冒险上疏陈不便状，离任几年后还尽力护卫故地苍生的安宁。耿随龙就是这样，凭着一片爱心，写出古代宝应政坛最精彩的篇章。人民是最讲情义的。耿随龙去后，即将他的大名和政绩写入儒学内的名宦祠，春秋二仲，有司致祭。他曾为之付出许多心血与汗水的宏济河竣工之时，又在河北闸上建了一座耿公祠。秦中石额大榜书“潼关”二字的作者，邑人郑化中当时喜赋七绝一首。诗云：湖上新祠绕碧霞， 东归仙尹若乘槎。 只今大事行春令， 散作河阳满县花。 六事兴革碑亭在县衙竖立了半个多世纪，它像一面镜子，照见后来者的心灵，也成为这些人学习的样板。耿公的继任者，“治行卓荦，见称于时”的浙江山阴（今绍兴）人陈，便是突出的一例。清康熙十四（1675）年，任宝应县令的浙江嘉善人叶燮，有“洁己爱民”的政声，他效法耿随龙勤政爱民，想在宝应干一番事业，拟在原址重建兴革碑亭，因暴露三阿乡（今射阳湖镇）四十名渔民被当作强盗杀害的冤案，得罪时任高邮知州的前任知县孙蕙，“以不善事上官，投劾去”，致使计划流产，至今仍令人扼腕！碑文犹在，惜乎碑亭不存。但无妨，改革是人类进步的动力，耿随龙为百姓兴利除弊之后人者，经历史打磨，愈益光亮。六事兴革碑永远竖立在人民的心中，耿公爱民的故事也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