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歌名始出于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苟不及今急急斟酌古今中外，发明一种新道德者而提倡之，吾恐今后智育愈盛，则德育愈衰。。。…。鸣呼！道德革命之论，吾知必为举国之所诟病，顾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若类与一世之流俗人挑战决斗，吾所不惧，吾所不辞。” 胡适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中说：“陈先生是一位革命家，……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倡导”新民说“，发挥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提出”道德救国“论，主张”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强调以”利群“、”为群“之”公德“代替中国旧的”家族伦理“，开道德革命之先河。章炳麟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得出”知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的结论，强调”无道德者不能革命“（《革命之道德》），以宣传革命道德为图存救亡之要务。孙中山则提出”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工夫，便是改良人格来救国“（《国民要以人格来救国》）。五四前夕，《新青年》的创办者为反击当时尊孔读经的复辟逆流，遂发挥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三纲革命“、”更新民德“的观念，又总结辛亥革命中途天折、共和政体名存实亡的教训，认为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宗教、伦理道德”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然反观吾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因”则为盘踞吾人精神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进而倡导道德上的革故鼎新，并从多方面把伦理革命推向高潮。首先，指明道德更新为社会政治变革的前导。陈独秀认为：”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断言：”欲望政治根本解决问题，必有待于吾人最后之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强调只有进行道德革命，才是”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我之爱国主义》）。其次，以批孔子满像和反封建礼教为道德革命之中心。易白沙在《新青年》发衣《孔子评议》，指出：孔子思想”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为”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愈见退落“之根因。陈独秀强调：”信仰共柿必排孔教“（《复辟与尊孔》）。李大钊则批判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孔子与宪法》）。鲁迅尖锐揭露儒家仁义道话的子缝间都写着“吃人”两字（《狂人日记》）。吴虞更指斥“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吃人与礼教》）。又通过对孝道和贞操观念的批判，动摇了封建礼教的核心—三纲制度和五常伦理。再次，依据“道与世更”的进化论思想。批判道德不变论。强调道德“应随社会而变迁；随时代为新旧”（陈独秀《答淮山逸民》）。李大钊认为，道德之进化“必应其自然进化之社会”。故“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肯定自“共和思想流入以来”，中国“民德尤为大进”。宫你旧道德、旧礼教“其势必迟早归于消灭”。最后，揭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强调新旧道德更迭、代替之不可调和性。主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又沿用传统的群己关系论题，引进西方的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主张：“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群”（陈独秀语），贯彻“群己相维之理”，在个人本位主义道德的基础上，再发扬“互助”性和利他心，作为更新道德、重建社会协调原则的依据。五四以后，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唯物史观为指导，将道德革命和社会革命及经济改造相联系。如李大钊主张在“改造人类精神“的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求”物心两面的改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此推进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宣传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作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