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圣宗期间设置长春州的另一个理由，是太平四年所下达的诏书。太平四年的二月，《辽史·本纪》记载，“猎挞鲁河。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挞鲁河曰长春河”。对这件事的分析，首先应与太平二年三月《本纪》中所记载的如长春州联系起来。其次，诏改两条江河的名字，不光是为了好听、顺耳，而是为了与行政区划名相统一，使之与捺钵地的进一步确定相一致。长春州、长春河，趋春水，这也是后来记载捺钵地经常出现、而又可以互代的一些重要主题词。所以，可以推测，长春州建于辽圣宗执政亲政的二十八年之后至太平二年之前期间（1010-1022）。

在《辽史·营卫制》中说到，依照辽国当时的制度，天子即位时，要为他单独设置宫卫，分一些州县，划拨一些部族归他直接统领，为之设官府，单独登记一些户口，准备禁卫所用的兵马。按照大辽之法来衡量，长春州的第一个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直接隶属于皇帝管辖，是皇帝的直辖州、嫡系部队。《辽史·地理一》中说，长春州，部队为韶阳军，本是鸭子河春捺钵的驻跸地。在《辽史·本纪》中，兴宗重熙八年十一月，还记有“己酉，城长春”。这里的城长春，应为建城之意。也有一种可能，兴宗对圣宗执政时的长春州旧城加以改造，重新建立塔虎城（长春州）。城市始建于1039年，这应为松原市、前郭县建立城市的起点、元年。

在谈到辽代治理结构时，《辽史·地理一》中说，“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六，县二百有九，部落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驹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这里所说的五十二个部落，在长春州所设的东北路统军司旗下的就有“遥里部、伯德部、奥里部、南克部、北克部、图卢部、术者达鲁虢部、河西部、达马鼻古德部”等九个部（见《辽史·兵卫》）。之所以兴宗的延庆宫要把长春州作为自己的直辖州，这首先要把延庆宫所辖州总起来看。《辽史·营卫制》中说，“窝笃盌斡鲁朵（孳息之意。见《吉林通史》294页），兴宗置，是为延庆宫，以诸斡鲁朵及饶州户置。其斡鲁朵在高州西（高州，中京道。见《辽史·地理三》），陵寝在上京庆州。正户七千，藩汉户一万，出骑军一万。（另一说为延庆宫正丁一万四千，蕃汉转丁二万，骑军一万。见《辽史·兵卫中》）州三；饶，长春，泰”。从饶、长春、泰三州来看，其处在东北边疆，与女真、室韦接壤，是辽“澶渊之盟”之后对外政策转变的结果，主要防范对象东北迁移。在《契丹国志·州县载记》中，长春州居“节镇三十三处”之一，位列第三；在“控制诸国”一项中，明确记载：“长春路镇抚女真、室韦。”长春州作为新置州，同时，也是捺钵必至之处，由皇帝来直接管辖自然是便利。

长春州除了直接属于延庆宫是其特殊性之外，其另一特殊性是作为捺钵地之城。如天祚帝七年，道宗六年都是驻跸春州（加上圣宗、兴宗2次后，辽帝计有15次如春州）。

综合以上观点，长春州作为一个边城城、军事要塞和军事基地，置有地师一级军事协调指挥机构已经昭然于世。另一方面，是生活与后勤方面的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长春州的职能研究，过去有两点为人们所忽视，就是其承担的中央财政金融职能和国家粮食贮备库的职能。关于金融中心和财政支付中心的职能，就长春州地处东部而言，同时兼有贵重金属收贮转运职能，货币铸造职能，货币的转运职能。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里所说的“例为假贷”。例为假贷中的例，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既定的制度，或是以往形成的惯例，但人们一般应循守。这里所说的假贷，如果是钱币，说明中央政府在当时存在融资行为，而这种借贷行为在长春州一带完成，当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融资的机会，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

还有就是国贮粮库问题。按照祖宗法，允许监管人员和监管机构每年用新粮顶替陈粮，允许老百姓自愿借贷，收息二分。在这里，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在国家贮备粮库管理方面的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的本身既可以使库中积粮常存常新，又可以使存量不断增值，进而得到增量。另外，允许百姓例为假贷，说明长春州同时还要如其他州县一样行使牧民理政职能，而长春州作为一个城邦，城内有大量的常住人口，或是城市之外的人口可以自由流动。

我们在以往对长春州的考察中，往往还忽略了非物质方面的因素，那就是长春州事实上承担者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和跨文化交流的职能。根据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中的描述可以看出，在大辽边地长春州，为宋史行程的第三十三程，“托撤孛堇寨”，这里杂糅了各国的风俗，是其三十九程辽境考察中提及的一个民族文化的融合之地，而且，汉语在这里成了通用的社交和官方语言（见《辽史拾遗·卷三261页》）。

查《辽史》的《本纪》、《游幸表》，参考《辽史从考·辽史游幸表补证》，在辽代218年中，计九位帝王。这些帝王从正月至三月，在春季共行捺钵183年，到长春州一带的71年，占84%，其中，圣宗7年，兴宗17年，道宗36年，天祚帝11年。

太祖907年即位，天顕元年（926）七月次扶余府，崩于扶余城西南两河之间，年五十五，在位20年，春捺钵的有8年，未有“东幸”和到鸭子河记载；

太宗927年即位，大同元年（947）四月次高邑，崩于栾城，年四十六，在位20年，春捺钵的13年，记有“东幸”的2年；

世宗947年即位，天禄五年（951）于化州祥古山行宫遇弑，年三十四，在位5年，春捺钵记有1年，未有“东幸”和如鸭子河记载。

穆宗951年即位，应历十九年（969），如怀州行宫遇弑，年三十九岁，在位19年，记春捺钵16年；

景宗969年即位，乾亨四年（982）九月，崩于云州焦山行在，年三十五，在位13年，春捺钵的10年，有“东幸”记载的为971、981三年；

圣宗982年即位，太平十一年（1031）六月，崩于大福河之北行宫，年六十一，在位49年。圣宗是辽代第六帝，其即位时，雄踞天下的大辽兴方76年；其谢世至辽灭（1125），不足百年（94年），处于辽中叶，《辽史》对其多有令辞。圣宗同时也是春捺钵时确切记载如鸭子河、混同江、长春州、长春河等的第一位帝王。圣宗即位后，有春捺钵记载的计48年，其中，有7年的春捺钵在松原境内。始于太平二年（1022），正月如纳水钩鱼，二月辛丑朔驻跸鱼儿泺，三月甲戌如长春州，继而太平三、四、五、七、八、十一年，一直到其崩于行宫的1031（太平十一年）年。

兴宗1031年即位，重熙二十四年（1055）八月，年四十， 崩于秋山的南崖之北峪行在。在位24年间，23年记有春捺钵，记鸭子河、混同江、长春州、春州等15年，另有“东幸”三年，其中重熙三年正月，1034年，既有“东幸”，又有如春水，属重复统计。

道宗1055年即位，寿隆七年（1101）正月癸亥，如混同江，崩于行宫，年七十，在位46年，只咸雍五年一年没有捺钵的记载；

天祚帝1101年即位，在位24年间，记有捺钵16年，其中，记鸭子河、混同江、春州等11年。

而从时间跨度来看，迄于辽圣宗的太平二年，公元1022年，止于天祚帝的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从公元1022年至今取其大致数，可称得上“往事越千载”；而捺钵地在长春州计持续了92年，可概说为“百年辽帝都”。

“往事不可追，来者尤可鉴”。长春州的客观存在，最重要的是使得其成为一个永恒的历史坐标。“春捺钵曰鸭子河泺……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辽史·营卫制》）。宋王易《重编燕北杂录》中也说，“春捺钵多就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泺甸住坐”。史家把长春州与鸭子河泺联系起来，长春州又因春捺钵而建，这些牢固而又清晰的概念，使长春州成为破解古代一些地名、江河湖泽名字的古代历史地理坐标。而作为辽代，契丹人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所创造的捺钵文化，则无疑成为松原境内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高度，因而也就成了一个永恒的历史坐标，后人可以藉以激励创造、创新、创业的意志，判断一些事物、事件、政策、决策的得失和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