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战国初年“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行）之时，有攻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他礼贤下士。用人唯贤，先后起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乐羊为将，吴起为西河郡守，受他尊重的还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战国时期的招贤养士之风，可以说是由魏文侯开始的。他的用士参政的作法，标志着过去“任人唯亲”的世卿制度被“任人唯贤”的官僚制度所代替。

魏之所以能“强匡天下，威行四邻”，乃是因为李悝“务尽地力”和“撰次诸国法，著法经”的结果。

李悝的“务尽地力”有两项措施：

一是重新划分土地，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发展农业生产，从而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经济基础。他指出：

在百里见方的范围内有九万顷土地，“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还有“六百万亩”。如果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斗）；不勤，则损亦如之”。一进一出，就要相差“粟百八十万石”。

土地私有，刺激了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兼并。所以，《史记·平淮书》中说：

“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

土地私有的出现，也造成了贫富不均的情形。这主要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商人对粮食操纵的必然结果。商人操纵粮食的方法是贱价向农民买入，高价卖给人民，因而造成“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由于农伤，所以农夫“常困”而“有不劝耕之心”。

因此，李悝又实行了一种“平籴法”，就是“上熟，其收自四（四倍，收六百石），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三倍，收四百五十石），余三百石；下熟，自倍（收三百石），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贾（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籴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汉书·食货志上》）。

这个政策，除了鼓励生产和保障农民利益外，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就是经济上的国君集权。

前云的“仁义”和“推让”是宗法制度的道德观念，而李悝经济政策的实施，就大大地打击了宗法的道德观念。所以，司马迁云：

“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

李悝的《法经》，今虽不传，但从《晋书·刑法志》中可以得知，其内容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六篇。

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因而把惩罚“盗”、“贼”作为封建统治的首要任务，把《盗法》、《贼法》列为《法经》之首。李悝认为“盗贼须劾捕，故著《囚》（原误作“网”）、《捕》二篇。”。

《杂法》包括惩罚“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六种违法行为的条文，规定了对于淫乱、赌博、盗窃官府印信、贪污贿赂以及僭越逾制和议论政府法令等的惩治办法。

《具法》是“以其律具其加减”，就是根据不同情况，对于犯法者加重或减刑的规定。

李悝的《法经》内容中，虽然也有针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条文，但其主要部分在于镇压和防止农民的反抗斗争，是一部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法典。

这部《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以上均见《晋书·刑法志》）；“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谓九章之律”；“魏因汉律，为一十八篇”，“晋命贾充等，增损汉魏律，为二十篇”；“宋、齐、梁及后魏，因而不改，爱至北齐……隋因北齐……唐因于隋，相承不改”（《唐律疏义·名例》）。

由此可见，李悝的《法经》不但为后世法家提供了法典依据，而且又对后来的中国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李悝又主张要禁“技巧之民”，他说：

“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

他还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所谓“淫民”，就是没落的公族封君之后。

这样一来，也就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改为按功劳大小而分别授予职位和爵位，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在军事上，李悝起用吴起，严格挑选兵士，“以武卒奋（师古曰：“奋，兴起。”）”。这种“武卒”，乃是“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本无常备兵，至吴起设置后，需“中试”，并且有一定的待遇为“复其户，利其田宅”，使当时的战斗力有了提高，魏国在战国初年也就成了一个最为富强的国家。

主词条：吴起变法

吴起，卫国左氏（山东定陶西）人，“曾学于曾子，事鲁君”。他是当时的著名兵家，有兵书传后。

《韩非子·五蠹》说：

“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便是其证。

鲁是儒家思想最盛的国家，吴起因受谗去鲁。

由鲁至魏，时魏君文侯，吴起曾为魏国将兵，大败秦师，后任西河守，抵御秦、韩，甚为得力。他“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因此大得军心。

之后，魏文侯死，武侯立，在“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的情况下，吴起又由魏入楚。在楚，吴起被任为“宛守”，防御魏、韩。

楚国是个“蛮夷”国家，地广而有“川泽山林之饶”，商业不发达，所以“亦亡千金之家”（《汉书·地理志下》）。

可知楚国所受宗法影响较少，且无商人势力。到了战国中叶，楚国的“大巨太重，封君太众”，他们“上逼主”、“下虐民”，以致“贫国弱兵”。

公元前404年和391年，楚国曾两次受到三晋的进攻，吃了败仗。第二次由于向秦国送了厚礼，才在秦国的帮助下讲了和。

楚悼王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便任用吴起作令尹，主持变法。

吴起变法的主要点是：

限制旧贵族，改变世袭的分封制，“废公族疏远者”。

吴起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减削官吏的禄序，精减裁汰“无能”、“无用”和“不急之官”。

根据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他认为多余者是土地，不足的是人民，而过去旧贵族把人民集中到地少人多的地区来的做法，应该加以纠正，因而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这就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也有利于开发荒地。

吴起为了整顿楚国官场歪风，还提出了“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和“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的主张，要求大家能够为“公”而忘“私”，“行义”而不计毁誉，一心为地主政权效力。

吴起的改革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时的楚国，在诸侯中逐渐强盛起来，“南平百越，北并陈、蔡、郤三晋，西伐秦”，成了南方的一个强国。

吴起在变法过程中，曾遭到旧贵族的反对，贵人“皆甚苦之”，甚至连改变“两版垣（用夹板填土筑墙）”的简陋建筑方法，也被“见恶（怨）”《吕氏春秋·义赏》。

所以，进行改革仅一年，悼王死，旧贵族便攻杀吴起于悼王丧所。

楚肃王即位后，按照楚国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结果“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旧贵族的势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

主词条：邹忌改革

公元前357年，齐威王即位，虽然已离田和正式列为齐侯三十年，但是齐国仍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

邹忌为相后，对于国君，“请谨毋离前”，“请谨事左右”；对于人民，“请谨自附于万民”；对于臣下，“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执行了顺从国君行事，选择“君子”担任官吏而防止“小人”混杂，修订法律而监督清除奸吏的法家政策。

邹忌推荐人才给齐威王，威王把他们都视为“宝”。齐威王二十四年，齐威王与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猎时，魏惠王夸耀自己有“径寸之珠”十枚，可“照车前后各十二乘”，所以是“宝”。但是，齐威王则说他的“宝”与魏惠王的宝不同，是几个得力的大臣，他们是“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的檀子，“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的朌子，“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的黔夫，“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的种首，他们“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这都是邹忌推行法家“谨择君子”政策的结果。

齐威王时，为了整顿吏治，曾经奖励了治下“田野群，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的即墨大夫，惩办了治下“田野不辟，民贫苦”，却贿赂国王左右使誉言日闻的阿大夫和欺骗国君的官吏，使齐国“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这又是邹忌推行法家“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政策的具体实施。

同时，又由于邹忌的进说，齐威王奖励群臣吏民进谏：

“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据载，“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还有人进谏，一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这段记载，难免有其夸大之处，但其提倡臣下进谏的作法，对于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是有好处的。

齐威王时期，又用军事家孙膑改革军事，鼓励人们习武，规定在战争中“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加强了军事力量。

由于齐威王进行了改革，实行君主集权和法治，齐国也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353年，首败魏国于桂陵，公元前343年，又大败魏国于马陵，“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

主词条：申不害变法

战国初期，韩国虽然曾经进行过政治改革，但是，由于改革不够彻底，“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韩非子·定法》），造成了政治上的一些混乱。

公元前354年，韩昭侯用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实行了进一步的改革。

关于申不害生平事迹记载不多，司马迁把他放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只有六十九个字的叙述。申不害原是京（今河南荥阳南）人，出身比较微贱，韩昭侯时为韩相，十五年而卒。

他是个讲究“术”的法家，其理论“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可能是从黄老学派发展起来的。司马迁说，申不害“著书二篇，号曰《申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而《汉书·艺文志》著录《申子》六篇，已亡佚。

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别人引用的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有魏征《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所引的《大体篇》②。

申不害言“术”也讲“法”，如云：

“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主张“明法正义”，“任法而不任智”（《太平御览》卷638引《申子》）。

《韩非子·定法》中又说：

“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生“法”者固然是韩昭侯，但相昭侯生“法”者，却不能不说是申不害。

只是“申不害不檀其法”，使得“故新（指法）相反，前后（指令）相悖（《韩非子·定法》）而已。

申不害所说的“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法治的意思；所谓“术”，则是一种用以贯彻执行“法”的手段和方式。他在韩国曾努力把“法”的思想付诸实施，作为他治理韩国的准则，把“术”用到韩国推行政治改革，贯彻法治的实践中去。

申不害认为：

君主治国，务要集权，主张“明君使其巨并进辐凑”，不允许“一臣专君，群臣皆蔽”，要防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以致“弑君而取国”。

因此，他主张要做到“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申子·大体》）。

申不害在主张君主“设其本”、“治其要”、“操其柄”时，特别强调“术”。他所说的“术”，就是韩非所说的“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也”（《韩非子·定法》），主要是指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

申不害主张“为人臣（君）者，操契以责其名”《申子·大体》，即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循名而责实”呢，在他看来，就是要靠“术”这个手段，也就是韩非所说的“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

申不害主张要“去听”、“去视”、“去智”（《吕氏春秋·任数》），就是装着不听、不着、不知，实际上却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这就可以作到“独视”、“独听”、和“独断”。所以，申不害说：

“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为了更好地驾驭臣下，考核臣下，申不害还主张国君要无为，而治就是要“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申子·大体》）。

他要国君平时不要让臣下看出自己的欲望和弱点，使臣下猜不透国君的企图，臣下也就不可能投国君之所好而弄虚做假，从而臣下就只好去尽力做好份内事，不能越职乱来。申不害所说的“治不逾官，虽知弗言”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臣下篡夺国君的大权。

申不害讲究的统治之“术”，虽然使国君可以用来驾驭臣下，但是大臣也可以用来争权夺利，所以“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均见《韩非子·定法》）。

司马迁说：

“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但是，申不害的变法效果，远不如魏、齐、秦等国，无怪乎韩国在三晋中，以致韩国于战国七雄中，始终处于弱下的地位。

主词条：商鞅变法

秦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西方部落，曾“破西戎，有其地”，周幽王时，为犬戎所败。平王东迁，秦国“救周有功，赐受、丰之地，列为诸侯”。其民“好稼穑、务本业”，“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其地“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可见，秦是一个受封历史较短、没有多大宗法势力的农战之国。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死，秦孝公即位。

他愤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遂下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鞅就在此时自魏入秦（在那之前，商鞅先是自卫入魏，随即自魏入秦。）。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以商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在那之前，商鞅在南门树木立信。最终，他的这一举动，终于在百姓中树立了威信。这就使人们知道，秦国的法律不敢欺骗百姓。）。主要内容有：

（一）“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告奸之法，“使宗法的父子关系转向一种纯粹政治上的君臣关系。

（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拆散家长制的大家庭，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使生产组织从家庭公社转变为个体小生产，发展私有制。

（三）为了削弱公族武力，使之集中于公室，以有“军功”者，来取代“有亲”者，废除了以血缘为根据的“封建亲戚”的原则和禁止反映氏族残余之“血亲复仇”的私斗。

（四）为了重建社会阶级，又规定“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五）为了推行变法，又断然采取了“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的措施。同时，又下令禁止私门请托，禁止游宦之民。

商鞅的第一次变法，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发展农业生产，削弱贵族特权，以行国君集权。这就引起了旧贵族的反抗，一时国都之内“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史记·商君列传》），当时太子也违反了法令，商鞅严惩太子的师傅以做众，从此无人敢公开反对。

公元前352年，卫鞅因功由大庶长升为大良造，相当于中原各国相国兼将军的官职。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这是前次变法的继续，着重于新制度的建设，其政策有：

（一）“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彻底革除残留的戎狄旧习，加强封建统治。

（二）“平斗桶权衡丈尺”（《史记·商君列传》），由中央统一度量衡，结束春秋以来“公量”、“私量”的不同，便利了赋税的征收和商业的经营。

（三）“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四）“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五）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同时，为要仿效中原各国都城的规模，又“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进一步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强化了秦国的统治力量。

公元前340年，商鞅大破魏军，生擒魏将公子昂，迫使魏国交还部分过去被掠夺的西河地。由于这个大功，商鞅受封於、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

商鞅在秦变法前后共二十一年，“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商鞅变法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自此法家思想就一直成了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我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商鞅变法，虽然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但没有排斥和废除奴隶制，而把奴隶的剥削用来作为封建剥削的补充，这是剥削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当时，除了有家奴的存在，还有官奴制度，商鞅就行“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政策。

《史记·索隐》谓：

“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贫者，则纠举而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各国变法的不彻底，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奴隶制残余一直残存下来。

刘裕从他掌权时起，到他代晋做了皇帝，曾对当时积弊已久的政治、经济状况有所整顿。

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整顿吏治

他当时罢掉或处死的官吏，有许多是士族或皇族出身。他的亲信、功臣中，有“骄纵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严厉惩罚，甚之处死。

二、重用寒人

东晋时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选出的官吏多是无才无识之辈。

刘裕掌权后，下令改变这种状况，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

三、继续实行“土断”，抑制兼并

刘裕于义熙九年（413年），再次实行“土断”政策。义熙土断，是第四次土断，也是比较彻底的一次，它打击了东晋豪强士族势力，对维护东晋政府的兵役来源和租赋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裕亦于义熙九年（413年），将临沂、湖熟原属皇后所有，用来资助其化妆品开销的田地分配给穷人。如此削夺了世族以及皇室的私产，用来资济人民。即位为帝后更派大使巡行四方，举善旌贤，访问民间疾苦。

四、整顿赋役制度

刘裕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凡是州、郡、县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占据屯田、园地的，一律废除。凡宫府需要的物资，“与民和市”，照价给钱，不得征调。还减轻杂税、徭役等。

五、加强中央集权

刘裕在建立南朝宋后，亦削弱强藩，集权中央，于是限制了荆州州府置将和官吏数额，前者不可多于二千人，后者亦不可多于一万人；另外，其他州府置将及官吏数亦分别不得多于五百人及五千人。

为防止权臣拥兵，他特别下诏命不得再别置军府，宰相领扬州刺史的话可置一千兵。而凡大臣外任要职要需军队防卫，或要出兵讨伐，一律配以朝廷军队，事情完结后军队都需交回朝廷。

另外，刘裕为防止外戚乱政，下令有幼主的话都委事宰相，不需太后临朝。

六、轻徭薄赋

刘裕即位后，免去了一些苛捐杂税，“蠲租布二年”，使百姓减轻一些负担。对于那些原来因战争需要被征发的奴隶，也一律放还。

东晋末年，置官滥乱，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刘裕也能及时制止，规定“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

七、废除苛法

刘裕对东晋以来苛刻的刑法，也进行了改革。永初三年（422），下诏“刑罚无轻重，悉皆原降”。

八、振兴教育

刘裕虽然是行伍出身，却能注重学校教育。他认为东晋末年以来，“戎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训诱之风，将坠于地”。于是，下诏要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刘裕振兴学校教育固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但它在另一方面，却带来了全社会注重学校教育、改善社会风气的结果。

刘裕对政治、经济的整顿，进一步打击了腐朽、黑暗的贵族、士族势力，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劳动人民的痛苦亦有所减轻。

为“元嘉之治”奠定了雄厚的政治基础，也奠定了南朝政治的雏形。

主词条：孝文帝改革

自道武帝拓跋珪以来，历来的北魏统治者都注重学习汉族文明。孝文帝从小就由汉人冯太后抚养，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更加倾向于汉化改革。

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不断加剧。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孝文帝登基后，在冯太后的辅佐下，进行了深入改革，史称“孝文帝改革”。主要内容有：

一、迁都洛阳。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

二、全盘汉化。

迁都之后，孝文帝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提倡与汉族通婚，用强力手段，促使鲜卑族接受汉文化。

三、颁均田令。

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行均田令，均给天下民田，均田农民向政府交纳租调。

四、整顿吏治。

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北魏政府颁布诏书，“始班俸禄”，“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五、建三长制。

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

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所说：“洛阳之汉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时之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阳之汉化腐化力因随之而益强”。

孝文帝以一己之喜好，不顾鲜卑民族的族情和北魏人民的福泽利益，强行推动改革，终使北魏亡国灭种。

主词条：王安石变法

北宋变法名相王安石（1021－1086），早年曾在扬州、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后来任江宁知府、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宰相。

嘉祐三年（1058），上万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其后，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的8年内，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变法立制，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

其座右铭：“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非常有名。

他被革命导师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

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变法”失败。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被罢后，神宗继续改革事业，号为“元丰改制”。元丰改制，虽与熙宁变法并称为“熙丰新法”，但改革力度无法同熙宁变法相提并论。

伴随著国力的增强，神宗将焦点转移到外患上。他决心消灭西夏。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神宗开始西征西夏，并取得了很大胜利，也大大鼓舞了神宗的信心。元丰四年（1081年）四月，西夏发生政变，神宗借此再次征讨西夏，结果却遭到惨败，神宗因此一病不起。

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初，神宗立六子赵佣为太子。

而神宗颁布的新法，虽然短暂被其母高太后废除，但不久又陆续恢复，不少甚至沿用到南宋时期。

神宗驾崩后，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对刚即位的哲宗赵煦严加钳制。

高太后信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并冷落哲宗，结果引发严重的新旧党争，是为元祐党争。哲宗亲政后，贬斥旧党，信用新党，变法事业因此得到了持续。

主词条：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是徐阶的门生，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张居正得到大太监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