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阿尔戈斯是一个旅游胜地。阿尔戈斯地区的主要经济来自于农业。

阿尔戈斯是希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阿尔戈利斯州首府。其东为肥沃的阿伊韦平原。自早期青铜器时代（公元前3500年）起，就有人定居。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名胜古迹，是国内外游客常去的旅游点。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阿戈斯代表阿伊韦平原所有定居点。在希腊神话中，是狄俄梅季斯（阿戈斯王阿德拉斯托斯的继承人，特洛伊战争中藏在木马腹中进入特洛伊城的英雄之一）和阿加梅农（阿伽门农，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统帅，迈锡尼王）的故乡。公元前7世纪多立斯人在此建立奴隶制城邦，曾称霸希腊半岛。公元前546年被斯巴达击败，国势削弱。公元前146年被罗马征服。公元1261—1460年属拜占庭帝国，1460年后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1830年归希腊。希腊独立战争期间，城市遭易卜拉欣·帕夏洗劫并被焚毁。

阿尔戈斯有许多名胜和古迹，阿尔戈斯新城建于古城的东南，是阿伊韦地区的铁路枢纽和农业中心。

阿尔戈斯阿波罗神庙

半圆形剧场遗址

掘进卡斯特罗山城建成的半圆形剧场遗址，约建于公元前4世纪，罗马时期两次修缮，可容纳观众2万。乐池直径28码，以蓝、白色大理石装饰。坐席中央部分还保存有81排石座，前排的贵宾席设有皇帝御座。希腊独立战争期间的两次国民会议即在此举行。

罗马浴池

罗马浴池在半圆形剧场南面，是公元2世纪的遗物，浴室内，设有三大浴盆，附近地下室里还发现3具石棺。

中世纪城堡

卡斯特罗山顶原是阿尔戈斯古城的卫城，这里有中世纪城堡，约建于拜占庭和法兰克时期，后由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扩建。

迈锡尼古墓

在圣伊利阿尔斯山东南麓，经20世纪50年代末发掘，发现有迈锡尼古墓，有26座地下墓室和6座竖坑墓穴，还有一公元前2000年的中期青铜器时代的建筑物。

阿波罗神庙

这座人类为纪念预言神和拯救人类的神——阿波罗而建成的圣所——阿波罗·埃皮鸠里（埃皮鸠里的意思是拯救人类的神）神庙，修建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坐落于荒无人烟的阿卡迪亚群峰之间。这里有人类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久远的科林斯式柱头。整座纪念性建筑物用大胆的建筑结构将古老的早期希腊建筑风格和明朗的陶立克风格结合在一起。

雅典娜神庙遗址

雅典娜胜利神庙建于公元前449-前421年，雅典娜胜利女神庙，也称为无翼胜利女神庙，位于卫城山上。采用爱奥尼亚柱式，台基长8.15米，宽5.38米，前后柱廊雕饰精美，是居住在雅典的多利亚人与爱奥尼亚人共同创造的建筑艺术结晶。

阿尔戈斯赫拉神庙

阿尔戈斯赫拉神庙（Ηραίον Άργους/Argive Heraion）是位于希腊阿尔戈斯附近（10公里）的一座赫拉神庙遗迹，大约位于阿尔戈斯和迈锡尼遗迹的中间。它位于艾维亚山脚（Mt. Euboea），俯瞰整个阿尔戈斯平原。

1997～1998年，南美西海岸发生无法预报的海流循环，导致沿岸海水的温度大幅上升，引起气候非典型的破坏性剧变，这就是厄尔尼诺现象。这种现象促使科学家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海洋—大气层”原理。 水的密度是空气的800倍，水的热容量是空气的4倍。3米厚的海洋的热容量等于整个大气层的热容量。但是，大气层能量变换的速度是海洋能量变换的数倍。在“海洋—大气层”系，海洋是惯性媒质，变化缓慢，大气层则变化多端，其全球的稳定性依靠海洋来保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全球气候的形成上，世界洋水域起着重要作用。

人们根据世界洋水域双层（表层和深层）循环原则，开始研究“全球海洋输送”理论。北大西洋是海洋多层循环最活跃的地区，那里就像“锁孔”，钥匙在里面转动，造成地球上气候的不稳定。北半球气候这10年的变化完全符合“全球海洋输送”理论。

科学家承认，在海洋洋流循环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无法回答，但已经清楚的是，世界洋水域对大气层的热力和动力状态的影响，远远超过人类活动对气候产生的影响。

为了填补“海洋—大气层”原理方面的知识空白，世界气象组织推出一项名为“阿尔戈斯”的国际研究方案。这项方案包括建立一个全球海洋观察网，使用漂流浮标监视海水的变化。漂流浮标分布在世界各地海域，上面安装有测量海水温度和盐度的传感仪。科学家认为，正是海水的温度和盐度这两个因素影响着大气层。

浮标在指定水域的海面固定后，同卫星取得联系。然后，浮标用自身携带的水泵吸入海水，潜至2000米深处后，压力仪发出指令停止下潜，浮标开始在海流中收集信息。10天后浮标浮出海面，将收集到的信息发送给在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发送完毕后，浮标重新下潜，进入下一个探测周期。与此同时，卫星把接收到的信息发送到气象中心供研究人员分析研究。这项研究已经取得初步结论：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热带海洋水域急剧变暖，上面的大气层也相应开始变暖。

今天，世界各地海域共有3000个漂流浮标在日夜工作。科学家希望利用得到的资料，最终绘制“海洋气象图”。

多鲁斯在古城阿尔戈斯的朱诺圣地建立了陶立克柱式的神庙。 神殿建筑是最能体现伟大、尊严和权力的建筑。每座神殿中自然形成的细微的对称性，都有一种神性的光环。最初，神殿建筑有过三种柱式。陶立克式最先出现，是从古代产生的。海伦和仙女奥尔赛斯的儿子多鲁斯统治了阿哈伊亚和伯罗奔尼撒全境。多鲁斯在古城阿尔戈斯的朱诺圣地建立了陶立克柱式的神庙。后来，在阿哈伊亚的其他城市也建立了一些同样柱式的神庙。当时对称的规则还没有产生。为了寻找范本，他们转向人体自身。

当他们想要在这座神庙中设置柱子时，因为还没有对称的规则，就探索用什么方法能使它适于承受载荷并具有公认美观的外貌。他们试着测量男子的脚长，把它和身长来比较。结果发现男子的脚长是身长的六分之一，于是他们就把同样的原则搬到柱子上来，以柱身基座厚度的六倍作为包括柱头在内的柱子的高度。这样，陶立克式柱子就在建筑物上开始显出男子身体比例的刚劲和优美。

阿尔戈斯战士

佩拉斯吉人的阿尔戈斯，在荷马史诗中是指忒萨利的一个地区。 尼俄柏之子，宙斯与尼俄柏的儿子，阿耳戈斯城的名祖。

百眼巨人。

卡尔喀俄珀之子，佛里克索斯和卡尔喀俄珀的儿子。

奥德修斯之犬，奥德修斯所养的忠犬，在主人归来后高兴而死。

独眼巨人，三个独眼巨人之一。

阿尔戈船的建造者的名字。

伊阿宋和美狄亚的儿子的名字。

阿克泰翁的一只狗的名字。

游戏名称。游戏原名：Warrior in Argus，港台名称：阿格斯战士，大陆名称：阿尔戈斯战士。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

内容提要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诞生于塞佩亚战役的惨败以及随后公民队伍成分变化的过程中。在民主政治体制下，阿尔戈斯的基本制度包括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官员。与雅典等比较，阿尔戈斯官员的任期只有半年，并且受到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制约，民主特征鲜明。然而，阿尔戈斯议事会和官员的相对强势，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限制，使它的民主政治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温和类型，其民主程度与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定距离：一方面，民主政治时代的阿尔戈斯虽然是一流强国，但它很少在希腊世界扮演决定性角色；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希腊城邦世界，阿尔戈斯成功维持了政治独立，特别是能够在大约二百年中保持政治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民主的制度设计。对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古典时代阿尔戈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历史，也会丰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图景，有利于打破希腊史研究中雅典与斯巴达中心的倾向。

关键词希腊 阿尔戈斯 雅典民主 公民大会 城邦

阿尔戈斯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重要城邦，其民主政治自公元前5世纪初建立，一直延续到希腊化时代。仅在公元前418—前417年被短暂推翻。由于古典文献不足，考古学能够提供的证据有限以及古希腊史研究中的雅典和斯巴达中心的倾向，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诸多问题仍模糊不清。沃尔勒的《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政制史研究》仍是该领域的权威。他综合利用文献和考古材料，首先叙述了阿尔戈斯的部落制度，之后分别讨论了公民大会、议事会、八十人委员会、将军等各自的起源和职能，概述了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政制的发展；但他关于民主政治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的论述，因缺乏对阿尔戈斯内外环境的说明，很难令人赞同。弗热斯特把阿尔戈斯的历史置于公元前5世纪前期伯罗奔尼撒特殊的背景中，分析了斯巴达、阿尔戈斯、阿卡狄亚和雅典国内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指出阿尔戈斯民主政治可能诞生于公元前494年之后，此后直到公元前461年并无本质性变化。卡根分析了阿尔戈斯内部民主派和寡头派的斗争对尼奇亚斯和约后伯罗奔尼撒半岛城邦间关系，特别是阿尔戈斯某些行动的影响，认为公元前418—前416年战事的失利，源自将军们的背叛；不过他把阿尔戈斯的将军和千人队都归为寡头派，并且指责他们故意战败，以达到推翻民主政治的目的。这种观点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公元前418年的战斗中，普通士兵一触即溃，殊死抵抗的恰恰是那1000名特选士兵。托姆林森和罗宾逊根据新的资料讨论了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产生和运作，但两人在民主政治性质问题上针锋相对。前者认为阿尔戈斯民主政治属于重装步兵掌权的温和型民主，后者则证明，人民领袖的出现和民众在政治上的积极，暗示那里的民主政治几乎可与雅典的民主政治并提。皮埃拉尔论述过阿尔戈斯的制度，但对他依据的史料未做基本讨论，结论比较大胆。

中国学术界很少触及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仅有郝际陶和郭小凌有所论列。郭小凌把阿尔戈斯民主政治作为雅典民主政治扩展的结果，郝际陶的重点在阿尔戈斯城邦的发展，论及塞佩亚战役后阿尔戈斯内部政治的变革，对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制度和具体运作未做展开。因此，本文拟在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结合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阿尔戈斯民主政治做概要性的讨论。

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产生

古风时代，阿尔戈斯是希腊诸邦中发展较快的国家。约公元前8世纪末，多利安人基本完成对阿尔戈斯平原的征服，初步形成统一国家。约公元前7世纪，菲东建立了僭主政治，对阿尔戈斯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变革，其中之一是赋予重装步兵等级及以上的士兵以全权公民地位，该邦因此成为希腊最早实行重装步兵政体的国家之一。不过菲东之后，阿尔戈斯的贵族或许有过某种程度的反扑。一些在菲东时代得到公民权的边民，可能也随之失去了公民权，仅多利安人三个部落的居民拥有政治权利。他们以征服者自居，其上层垄断了国家权力。公元前6世纪中前期的三份铭文显示，达米乌尔戈斯（damiurgos）掌握了司法、财政和宗教权力，显然是当时阿尔戈斯的最高官职。尽管我们不清楚当时阿尔戈斯是否还有其他官职，也无法确定达米乌尔戈斯到底是9人还是6人，任期多长，如何产生，但他们很可能仅仅从多利安人的三个部落中产生，暗示多利安人上层垄断国家权力。

但是，公元前494年左右发生的塞佩亚战役，戏剧性地改变了阿尔戈斯的历史。当年斯巴达国王克莱奥麦奈斯领兵入侵，由于应对失策，阿尔戈斯在战争中惨败，据说约六千人阵亡。据希罗多德记载，由于阿尔戈斯成年男丁损失严重，以至于奴隶（ douloi ）掌握了政权。 直到阵亡者的儿子们长大成人后，才把奴隶驱逐出去，重新取得政权。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被纳入公民队伍，并使阿尔戈斯政制走向民主的原因，不是奴隶取得了政权，而是为补充塞佩亚战役阵亡的人口，部分边民被接纳为公民，造成公民队伍成分的变化，进而使阿尔戈斯走向了民主。普鲁塔克对亚里士多德做了补充，宣称斯巴达人曾进攻阿尔戈斯城，被女诗人泰莱西拉率领的阿尔戈斯人击败。为补充大批公民阵亡造成的损失，边民中最优秀的分子被接纳入公民队伍。三人的说法虽然存在差异，但都承认因上层的公民大量阵亡，边民加入公民队伍，引起公民成分的变化，导致民主政治的建立。

然而，几位古代作家的记载都存在问题。希罗多德显然知道“民主政治”一词，而且不止一次用平等来概括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城邦政治的趋向，但在阿尔戈斯政制问题上，他恰恰避免使用这个术语，宣称奴隶掌握了政权。由于希腊人对“奴隶”一词的使用比较宽泛，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奴隶，现代学者一般并不认可，更倾向于接受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的意见：那些所谓的奴隶，实际上是该地区前多利安人的边民。阿尔戈斯征服阿戈利斯平原过程中，一些前多利安人居民被降低为边民。他们地位类似于斯巴达的庇里阿西人，他们虽然缺乏担任官职、出席公民大会等公权利，但仍是某种程度的自由人。塞佩亚战役后加入公民队伍的，正是这群人。三位作家都忽视的是塞佩亚战役乃一场重装步兵之间的较量，阿尔戈斯损失的都是重装步兵等级以上的人。如果希罗多德所说的6000人真实可信，意味着阿尔戈斯精英阶层的人士基本被消灭，公民之中原本处于下层，或者上层中部分倾向民主政治的人，新近被纳入公民队伍的部分边民乘机掌握了政权，从而引起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某一部分不成比例的增长”，亚里士多德所列举的政制因此变革的三个例子：

在塔林顿，大量的显贵阶层在波斯战争后不久同耶皮吉亚人作战时纷纷战死，于是民主政治取代了那里的公民政体（politeia）；阿尔戈斯人在第7天（原文为第7部落，校改为第7天）的战斗中被斯巴达人克莱奥麦奈斯消灭，公民们被迫接纳了某些周边居民（perioikoi）加入；在雅典，显贵成员在陆战中遭遇灾难，人数下降。

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明确宣布阿尔戈斯和雅典政制都因此转变为民主政治（雅典已经是民主政治），但从上下文的语境看，我们只能理解为阿尔戈斯因边民加入公民队伍，造成了下层不成比例的扩张，导致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产生。公元前5世纪，组成阿尔戈斯人国家的部落从三个增加到四个，新增加的第四个部落名为叙尔纳提奥伊（Hyrnathioi），显然与多利安人原有的三个部落的名称不同，而部落是希腊城邦登记和划分公民的基本单位，因此这第四个部落很可能是为了容纳新公民设置的。其他城邦也有过类似的部落制度改革。在西库翁、科林斯，最典型的是雅典克里斯提尼改革，都有过为容纳新公民而改造旧部落制度的做法。作为阿尔戈斯城邦的一部分，该部落后来一直保留。如果学者们的推测正确，则希罗多德有关阵亡者后代成人后驱逐奴隶，奴隶们出走并在与阿尔戈斯的对抗中被消灭的说法，就无法成立。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的判断，尽管年代上晚于希罗多德，但更为合理。

古代作家没有言及阿尔戈斯民主政治诞生后发生的制度变革。上引亚里士多德的论断，暗示政治制度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是，从仅有重装步兵参政转向普通民众都可以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政治，制度上肯定应有必要的调整。我们注意到，在公元前6世纪相当重要的达米乌尔戈斯，在公元前5世纪消失了。公元前450年左右，阿尔戈斯与克里特的克诺索斯以及图利索斯签订协议，其中代表阿尔戈斯的包括议事会（boule）、议事会主持人、公民大会和王，但达米乌尔戈斯没有出现。公元前420年，阿尔戈斯与雅典、曼提奈亚和埃利斯签订条约，代表阿尔戈斯宣誓的包括议事会、八十人委员会（Eighty）和阿尔提奈（artunai）。在其他场合，我们还见到过公民大会、使节和将军等官职，达米乌尔戈斯再度缺席。随着民主制的建立和第四部落的设立，原来仅从多利安人三个部落中产生的这个国家最高官职，很可能因不符合新制度的需要被取消，或被其他官职如八十人委员会或阿尔提奈取代。虽然古典文献缺失严重，从史料的沉默中推论某个职务消失总是充满风险，但就阿尔戈斯的达米乌尔戈斯一职而论，承认它因民主政治被代替，较为合理。

然而，有些学者认为，塞佩亚战役后的阿尔戈斯并非民主政治，主要理由是阿尔戈斯的议事会享有巨大权威。公元前481年，希腊反波斯同盟向阿尔戈斯求援。阿尔戈斯议事会先是以神谕禁止他们参战为托词，后来又提出可以参战，但阿尔戈斯需要取得全军一半的统率权，并与斯巴达人签订为期30年的和约。因两项要求都未得满足，阿尔戈斯人在希波战争中选择中立。在阿尔戈斯与使节的交流中，始终是议事会在做决定，因此有些学者怀疑，这个议事会很可能是从贵族政治时代延续下来，如雅典战神山议事会一样，决定着阿尔戈斯国家的命运。果真如此，则当时的阿尔戈斯明显是贵族寡头政治。

但是，希罗多德的记载并不能证明当时阿尔戈斯实行寡头政治的结论。首先，这个记载中出现的议事会到底是贵族议事会还是民主性质的议事会，并不确定，在希腊语中，无论是从贵族时代延续下来的长老会，还是民主政治时代新创立的议事会，希腊人一般都用“布莱”（ boule ）称呼。 因此，这里的议事会，既可能指贵族政治时代雅典战神山议事会那样的机构，也可能是民主政治下新近设立的议事会。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则与使节交涉，本来就是议事会的基本权力之一。公元前479年，雅典议事会拒绝了马尔多尼乌斯的使者，并把那位主张与波斯结盟的议员直接处死。即使在阿尔戈斯，在修昔底德明确宣布属于民主政治的时代，也曾经出现过议事会拒绝使节到公民大会发表演讲的情况。其次，希罗多德本人表明，他更倾向于认为，所谓议事会拒绝使节的情况，是阿尔戈斯人后来为洗脱自己在希波战争的关键时刻保持中立伪造的，因为他随后记录了希腊人中流传的另一种说法：阿尔戈斯本来就已经与波斯勾结，甚至投靠了波斯。所以，整个议事会与希腊人使节论辩的故事，或许都是阿尔戈斯人的虚构。尤其是他在此处特意声明：“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如果整个故事都是后来阿尔戈斯人的伪造，则从这个故事本身推论阿尔戈斯的政治制度，就成为一桩毫无意义的游戏。

另外，希罗多德提到的驱逐奴隶，是否意味着民主政治一度被倾覆？沃尔勒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在弗热斯特看来，从公元前494年到公元前470年，阿尔戈斯并无任何重要的政治变革，因此这二十多年中阿尔戈斯一直实行民主政治。我们认为后者意见更为合理。主要理由有三：第一，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公元前6世纪末，斯巴达逐渐崛起，不仅把伯罗奔尼撒的大多数城邦拉入它组建的同盟中，而且在与阿尔戈斯的战争中取得优势，公元前550年或稍后的“锦标之战”后，斯巴达夺得包括提莱奥提斯在内的库努利亚地区。公元前494年，阿尔戈斯在与斯巴达的交战中再遭惨败，而且失败得既愚蠢又彻底：先是在战术上被斯巴达人所乘，未经决战即遭败绩，接着幸存者在阿尔古斯圣林中被屠杀和烧死，身亡者据称达6000人，阿尔戈斯军队的主力几乎扫地以尽。在希腊城邦历史上，这样的惨败几乎前无古人，也很少有来者。如此惨败之后，斯巴达树立了自己作为伯罗奔尼撒甚至希腊霸主的地位，阿尔戈斯的寡头政治声名扫地，公民们有理由要求改变政体，转向民主政治。第二，公元前458年，阿尔戈斯人加入雅典一方与底比斯等作战，那时的阿尔戈斯实行民主政治。公元前494年到前458年间，阿尔戈斯并未发生任何如塞佩亚战役那样足以颠覆政制平衡的事件。事实上，直到公元前420年左右，阿尔戈斯一直都是民主政治。当年曼提奈亚人决定与阿尔戈斯结盟时，修昔底德明确指出，曼提奈亚所以这样做，不仅因为“阿尔戈斯是个大邦，又是拉凯戴蒙人的宿敌，而且像他们一样是民主政治”。第三，希罗多德所说的阵亡者后代重夺权力，驱逐奴隶，很可能如弗热斯特所说，在阿尔戈斯及其属邦中，一直存在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民主派支持阿尔戈斯的统一运动，坚持留在阿尔戈斯；而寡头派更倾向于保持独立，离开阿尔戈斯前往提林斯，由此引发了阿尔戈斯公民与出走者之间的冲突。阿尔戈斯对出走者的胜利，巩固了民主政治。因此，双方的冲突并不涉及政体变更，不过是城邦内部不同派别间的冲突。从此时直到希腊化时代初期，除公元前418/417年大约半年外，阿尔戈斯一直实行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与运作

民主政治下阿尔戈斯的制度总体上与其他希腊城邦相似，有公民大会，议事会和若干官员。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和预审议案，官员具体负责不同领域的事务。

阿尔戈斯的公民大会被称为阿利埃亚（ Aliaia ）。 它首次出现于公元前475年。在当年指定奥伊努斯的格诺塔斯为阿尔戈斯代办（ proxenos ）的铭文中，出现了“公民大会命令”（ Aliaiai edoxxe ）的字样。 公元前5世纪中期，在阿尔戈斯与克诺索斯、图利索斯签订的协议中，再度出现了公民大会的身影。铭文第43—48行特别指明，那是一次有关宗教事务的公民大会（ aliaiai aron ），由吕科弗罗尼德胞族的阿奇斯特拉托斯担任议事会主席，通过于麦兰塔斯为国王、吕科塔达斯任职之年。 对理解阿尔戈斯公民大会的地位和程序来说，这篇铭文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公民大会的议程可能需要议事会讨论，议事会指定一名主席（阿奇斯特拉托斯）主持公民大会。如果雅典的类比可以相信，则阿尔戈斯的公民大会所讨论的问题，可能也需要议事会预审。公元前481年，议事会拒绝希腊使节的求援；公元前418年，议事会拒绝了雅典将军阿克比亚戴斯在公民大会上发言的请求。这些事实可能意味着，如果没有议事会同意，公民大会至少无法讨论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重大问题。其次，与雅典一样，阿尔戈斯的公民大会也划分为不同类型。本处铭文中出现的公民大会名义上处理的是宗教事务，实则阿尔戈斯在克里特充当了调处人的角色，调整与盟邦克诺索斯和图利索斯的关系，并规定盟邦之间的关系。可以相信，当公民大会讨论对外关系，尤其是宣战、媾和之类的重大问题时，公民大会另有其他称呼，如全体大会（ Aliaia teleia ）等。 这样的会议可能像雅典举行陶片放逐法投票的公民大会，有最低投票人数的限制。最后，公民大会可能有固定召开的日期。沃尔勒在汇集相关铭文之后，发现全体大会一般在一个月下旬的第4天，也有在第6天或第9天举行的。如果全体大会有相对固定的日期，则其他类型的大会，或许有同样的规定。如果形势需要，阿尔戈斯人也会临时召开公民大会。公元前421年，科林斯使者在雅典和斯巴达签订五十年和约后回国时，特意前往阿尔戈斯，与阿尔戈斯的一些官员私下商量结盟对抗斯巴达，而且特意嘱咐官员们不要把这件事向公民大会报告。但科林斯人回国后，“那些阿尔戈斯人听过这些建议后，把它们提交给阿尔戈斯官员和公民大会”。阿尔戈斯人决定组建一个12人的使团到希腊各邦商讨结盟事宜。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虽然科林斯使节叮嘱官员们私下运作，以免行动尚未开始就弄得天下皆知。但官员们终归不敢独立做出决定，将它们提交给了公民大会。最后做出决定的，也确实是公民大会，说明科林斯使者过高估计了阿尔戈斯官员们的权威，不知道在民主政治下，未经公民大会同意，官员们不能做出重大决定。在阿尔戈斯以国家名义颁布的命令中，几乎都有“公民大会命令”的字样，虽属套话，却不纯粹是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大会对官员的行动形成了有效制约。

第二，组建12人使团的公民大会很可能是临时召开的。虽然当时斯巴达与阿尔戈斯的和约即将到期，阿尔戈斯人正在考虑与斯巴达的关系，但科林斯人使者的到来肯定是偶然因素，随后召开的公民大会，应当并非固定日子召开的会议，而是临时召开的。修昔底德行文所暗示的，是科林斯人使者离开后，阿尔戈斯人马上召开了公民大会。此后围绕与曼提奈亚、科林斯、底比斯和雅典等邦的关系，阿尔戈斯召开过多次公民大会，其中不乏固定日期的常规会议，但更多的应属于临时召开，说明阿尔戈斯人对举行此类会议习以为常，暗示公民大会可能频繁召开。当情况紧急时，人民领袖可以不经过议事会而立刻召集会议。公元前370年，阿尔戈斯富人企图政变时，人民领袖临时宣布召开会议，且未提任何具体议案，却要求公民各自按部落集会，成功挫败了富人推翻民主政治的阴谋。

第三，关于会议的程序，修昔底德可能省略了某些内容。那些提出建议的人不仅要向官员和公民大会提出自己的建议，也应该经过议事会批准，否则公民大会无权就此做出决定。

第四，我们注意到，公民大会做出的决定相当具体：挑选12人组成使团，并授权使团与任意的希腊城邦结盟。但如果雅典和斯巴达希望加入同盟，必须取得公民大会同意。虽然修昔底德没有具体记载会议进程，但可以相信，官员们也许只是把科林斯人的建议向议事会提出，议事会大概有一个初步的同意组建同盟的动议，但组建12人的使团，并且把雅典和斯巴达作为例外对待的建议，肯定是在公民大会辩论过程中才逐步成型。所以，它充分体现了阿尔戈斯公民大会相对于议事会和官员的独立性。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些人在会上发言，决议的具体条款又如何形成。我们能说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决议相当合理，体现了公民大会议事机制和讨论的成熟。

权力如此明显，有定期召开之权，对议事会和官员享有相当独立性的阿尔戈斯公民大会，很有雅典公民大会的韵味，而与某些学者宣称创建了希腊第一个民主政体的斯巴达人的公民大会迥然有别。但是，在雅典，所有公民原则上都有资格出席公民大会，并且有权提出建议。在阿尔戈斯，到底哪些人有资格出席公民大会？出席者有多少人？哪些人可以发言？发言人现场提出的建议，要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被写入最终的决议中？在直接参与式的希腊城邦民主体制下，这些问题的答案特别重要。

遗憾的是，我们很难确定哪些人有资格出席公民大会。希罗多德说塞佩亚战役后奴隶控制了政权，暗示新入籍的公民不仅可以出席公民大会，而且可以担任官职。公元前5世纪出现的叙尔纳提奥伊部落在民主政治时期一直保留，说明即使一部分新公民被驱逐，仍有部分人继续被承认为公民，而且能够担任某些职务。由于阿尔戈斯从无水师，在战场上作战之时，它从来都以步兵，而且基本是重装步兵决定胜负，我们知道的唯一审判，也是由归途中的军队进行的，或许暗示那些无力服重装步兵兵役者没有出席公民大会的权利。

阿尔戈斯公民大会的存在，得到了考古学某种程度的证实。在阿尔戈斯广场西部的剧场区，考古学家们已经发掘出可能属于公民大会的会场，现有的会场规模能够容纳2500—3000人，公元前494年阿尔戈斯出动了六千多名重装步兵。按照希腊城邦的惯例，50岁以上和18—20岁的公民不会参加战斗，而且一般城邦只出动全军的三分之二左右。据此估计，当时阿尔戈斯的公民至少在1万人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万人。如果公民大会会场满员，出席者也只占全体公民的10%—20%，不会超过30%。由于该遗址的发掘尚未全部完成，对会场的实际规模还有待进一步确定。但目前的规模让它与雅典的比较颇有启发：公元前5世纪，雅典公民人数从3万人增加到4万—5万人，但现在发掘的皮尼克斯会场仅能容纳6000人左右。也就是说，在阿尔戈斯和雅典，城邦期待公民出席公民大会的比例在公民总数的10%—20%之间。

至于会场上哪些人可以发言？对决议的影响如何体现？我们资料很少。修昔底德记载的几次公民大会，都只有最终的结果，缺少具体进程的情况。唯一比较清楚的一次，是公元前418年在城外召开的处置将军会议。当年，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友与斯巴达人发生战争，双方军队已经列阵完毕。正要交战前夕，阿尔戈斯的将军塔拉叙鲁斯自作主张，和斯巴达在阿尔戈斯的代办一道与斯巴达国王阿吉斯商谈。据修昔底德记载，当时阿尔戈斯人形势非常危急，已经落入斯巴达人及其盟友的包围之中，但他们并不清楚形势，反而认为自己处境非常有利，将取得对斯巴达的决定性胜利。对于将军和代办“自作主张，没有经过人民的授权”所签订的停战协定，士兵们非常生气。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服从决定并撤退了。只是在回国途中，愤怒的士兵们几乎把塔拉叙鲁斯用石头砸死。尽管他逃得性命，但其财产被没收。修昔底德暗示，在入城之前，士兵们一般会在卡拉德鲁斯河对将军进行审判。那是否意味着，虽然在战场上士兵们必须服从将军的命令，但到了卡拉德鲁斯河，士兵们会对将军们的行动进行评估。如果不合格，则将军会受到制裁。与塔拉叙鲁斯一同参与谈判的斯巴达人代办并未受到任何制裁，表明这次会议就是士兵针对将军的审判会。对塔拉叙鲁斯的处置表明，将军和官员们可以违背民意，但他同样要准备承担相应的后果。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阿尔戈斯人非常愤怒，他们仍承认停战协定有效。这样看，虽然官员们任期短暂，他们的决定仍具有某种约束力。

对于将军之外的其他官员，或者虽无官职，但经常在公民大会上露面的人民领袖们，阿尔戈斯人同样有权制裁。狄奥多鲁斯有关公元前370年事件的记载表明，如果人民领袖不能顺从民众的意志，很可能遭遇严厉惩罚，乃至丧失性命。

公民大会制裁官员的另一手段，可能是陶片放逐法。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古代作家给阿里斯托芬的《骑士》所做的注疏都提到阿尔戈斯有过与雅典类似的制度。在雅典，这个制度是人民主权的重要表现，也是民主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有效保证了民主政治的稳定。可惜由于资料缺失，阿尔戈斯放逐法投票的程序和要求以及潜在的流放对象与实际被流放的人，我们都不得而知。

虽然在现存铭文中，阿尔戈斯议事会一般不像在雅典那样，与公民大会一起出现在命令的开头，但它在阿尔戈斯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元前481/480年，当希腊人遣使阿尔戈斯请求支援时，出面接待和做出回应的就是�